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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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实践”的三种方法论。
一、学诚认为“六经皆器也”，这些遗产都是人们应该接受或效法的资
料。他说：　
观于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　
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
其效法也。（“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　
但博古是要由实践来检证的。所谓考证之学只是一种手段。故他接着说：　
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
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同上）　
因此，诵读工夫，仅是把古人的遗产或古人的经历，当做资料，来从事
于效法自然的手段，如他赞周公“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　
（同上“原道”上）所谓明乎“不得不然”，即他史学上所讲的渊源流变，　
这是最重要的效法之资。因为，在他讲来，虽周公天纵之圣，亦有“时会使
然”之势，周公的经纶制作乃为周代的社会所决定。从整个历史上而言，这
不过是他所谓之“定趋向耳”（同上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天喻”），　
“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同上“原道”上）学古人的经验，　
仅在于参考，“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同上“原道”下）。假使
明辨了源流变化之道，人们也可能从古人得到印证，做出他们的时代所允许
的结论。他所谓“综核前代，纂辑此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
事之业也”（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但这却不能在
死文献中就保证取得活的知识，而重要的是“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　
（同上）。
二、博古所以通今；为博古而博古，是当时考据家的通病，这就是所谓
“拘于泥古，则未见其能从时”。学诚说：　
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　因革
异同求其折衷也。（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学者但诵失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
为门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书吏所有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
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
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
非空言。。。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
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　
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孔子曰：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
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学者昧于知时，　
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同上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今不殊古，因革折中之说，是无
甚价值的。但他的“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的批判则是当时有价值的方
法论。三、知识若没有实践的标准，就成为空虚而无检证的东西。学诚说：　
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
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

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专于诵读
而言学，世儒之陋也。（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　
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
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同上“原道”中）学诚的知识论中有一
个值得强调提出的特点，他不但敢于为子路辩护，而且以知识是从众人来的。
他说：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　
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
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
藉以见道者也。（“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　
上）　
圣人之所知，正是在众人生活中所检证了的东西，不是离开众人的生活
实践，而主观地悬理投入器中。故又说：“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同上）　
这是乾嘉时代的光辉的命题！正所谓“大道之隐，不隐于唐愚”（同上“原
道”中）。他又说明其所以要学于众人，在于“公是成于众人”，他说：　
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夫子曰：“俭，吾从
众；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有时而异于
众，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　
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尝有知，　
而亦安于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
然！（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砭异”）　
其次，学诚论知识在于见之行事的检证。他说：　
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同
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中）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　
诵读，。。非可即为效法也。（同上“原学”上）他主张的“必习于事而后
可以言学”（同上“原学”中），正是颜元的传统精神，因此他痛斥儒者菲
薄事功而只学孔子的不得已。他说：　
学术之未进于古，正坐儒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
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　
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
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耶？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
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后，命为通儒者，率皆愿学孔子之不
得已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　
大而经纬宇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
三“与陈鉴亭论学”）再其次，学诚的知识论更有内容决定形式的论断。他
说：　
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　
史学不亡而亡矣！（同上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　
古之文质会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
辞以文之，周衰文蔽之效也。（同上“诗教”上）　
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黠陋”）　
夫文生于质也，。。文生于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　
（同上“砭俗”）　
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

篇二“古文十弊”）　
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同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州
县请立志科议”）　
这样论“文”生于“质”的问题，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
他认定“文”与“质”有先后，认定“离质”不能“言文”，也就是认定“内
容”决定“形式”；如果离开了“质”，离开了“内容”，所谓“文”即“形
式”是空虚的。在形式主义的经学考证空气中，这一理论是进步的。学诚的
这一理论，是基于他的史学流变观而来。他以为，内容在历史发展中是变化
无穷的，故形式亦不能不随内容之变而变。他说：　
圣人制作，为之礼经，宜质宜文，必当其可。文因乎事，事万
变，而文亦万变，事不变，而文亦不变，虽周孔制作，岂有异哉？　
（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砭俗”）　
文生于质也。始作之者，未通乎变，故其数易尽，沿而袭之者
之所以无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则当相度宣防，资其灌溉，　
通其舟楫，乃见神明通久之用焉。。。凡为古无而今有者皆当然
也。。。文生于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章氏遗书”卷
三“文史通义”内篇三“砭俗”）　
因此，他认为理的形式是柔性的，而事的内容是刚性的，学问是不能刚
愎自用或主观自是的。他说：　
声色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　
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据之学，实其无
形之理义，而后趋不入于歧途也。（同上“砭异”）　
但学诚并不是薄义理而仅重经验；相反地，他正强调了人类的理性认识。
他说“其礼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同上卷一“文史
通义”内篇一“易教”下）。这是从墨子的知类的逻辑学演绎出来的。他反
对不知类的推论，如果人们离开高级的思维活动的创造（所谓“自取之义”），　
他就斥为“是非因袭”。他说：　
知养生者，百物皆可服，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六经三史，　
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同上卷四“文史通义”　
内篇四“说林”）　
他以为知识如善养生。同样是经史子集，有的体会得当而“通天下之志”，　
有的只能习固其见，而人云亦云。因此，他首先反对宗派门户之见，这又是
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抗议。他说：　
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　
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同上卷
五“文史通义”内篇五“习固”）　
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如佣力佐门，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
故攻人则不遗馀力，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则未能悉也。（同
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　
文章经世之业，立业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　
岂容更易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与史馀村书”）　
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
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　
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

自焉。。。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同上）　
学诚说明“创见”是与因袭相反的，创见在于“学在是非之先”，因袭
则安于是非的“固然”之中。他说：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
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因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
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
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
非之所在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历矜之创见，皆其平而
无足奇者也。。。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于不能言尧者，乃
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于不能数桀者，乃真非
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于“几”，。。故真知是非者，　
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
桀也。（同上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习固”）　
学诚所作“习固”一篇，和王夫之于庄学“因而通之”，“以合君子之
道”的话是相类似的。他的“学在是非之先”的范例，重视了人类思维的发
展，显然也是对于当时考据之学的抗议。
章学诚基于这种进步的思想，反对当时束缚思想的枷锁，名为“古文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