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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

杜鲁门传-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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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何处,否则我不会感到舒服。我不想进行任何实验。美国人民已经经历 了许多实验,他们不想再要实验,而想要休息。”他不喜欢“进步主义”和

“自由主义”这些词,他想要的是“向前看的计划”。一个“向前看的计划”, 这就是一切。

也许杜鲁门还不知道,他们都高度评价他对他们的尊重。查尔斯?墨菲 是个腼腆的人,只有在别人主动与他谈话时才讲话,后来他评论说:“在许

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很粗暴,但对待他的私人班子,他却格外温和??而 他的班子也以一种超常的努力工作、自愿加班和全身心的、一心一意的奉献

来回报他的友善。”

以后来总统班子的标准来看,这个班子并不大,不像某些后来的总统的 白宫班子,为杜鲁门服务的那些人从不参与决策。据乔治?埃尔西回忆,杜

鲁门班子中没有任何人梦想过为基本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 制定政策或做出决定。

这一点必须要不断地强调(多年后埃尔西在一次采访中说 道)。白宫不存在对外政策的庞大机构。白宫不存在任何事务上的

庞大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人试图)通过僭越??通过以国务

卿无法接受的方式??通过向总统证明、或试图向总统证明他们(比 国务卿)更精明、更有才华、他们的主意更好的这类方式来建立自

己的声望??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白宫中有人想要以这 种方式来行事,那么在 30 秒钟之内他肯定就会被赶出去。

杜鲁门身边的那些人的忠诚是绝对的,从未动摇过。在后来的年代中, 社鲁门白宫中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尖刻地谈论过或描述过他,也没有人以任何

其他方式贬损过他。那些与他最亲密并为他工作过的人也从未写过“内幕” 著作和文章来为这位总统辩护。他们都考虑的是哈里?杜鲁门当时以及他们

后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为总统辩护,他们是欢迎的。

对于查利?罗斯这个班子中年纪较大、与杜鲁门相识最久——比行政当 局中任何人都久——的人来说,与他共事尽管工作紧张,并因此而意味着收

入大幅度减少,但正如罗斯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即 1947 年圣诞节写给杜鲁 门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友谊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了,而

拥有你的友谊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满足。 两年半以前,就像你所说,你“让我跳进火坑”。我很高兴你

这样做了。这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多的年代。你对我的信任、你慷慨 地表示出来的友谊、与你周围那些杰出的人——你出色的“团队”

——的协作,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 不过,总统先生,最令人鼓舞的是你——作为总统、作为常人

的你——的性格。也许我最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钦 佩以及对你的深深的喜爱自从你把信任给予我的那天起,就一直在 稳步增长。

杜鲁门很少接到过像这样一封对他来说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信。 对迪安?艾奇逊来说,杜鲁门的“活力、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无价的礼物”,

总是能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最强大、最能使他振奋的力量。艾奇 逊写道,总统的生命力和高昂情绪的供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为了证明他的

观点,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引述了描写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的句子:

??那些可怜虫,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他,就从他那儿 得到了鼓舞??

他的眼光毫不吝惜地把温暖分送给每个人?? 那一夜,在精神上与哈里有了一些接触。

正是这“与哈里的一些接触”,“使得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前进,”艾奇 逊回忆道。

此外,还有马歇尔将军,他把信任给予了每一个人,而且提高了国务院 乃至整个行政当局的士气。马歇尔曾对那些与他共事的人说:“先生们,也

许有理由要求军人注意士气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官们注意这个问题。 我希望在国务院工作的所有官员都注意自己的士气。现在就没有人在注意我

的士气。”士气稳步地提高了。 这正如艾奇逊所强调的,他与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感到,他们正被两个杰

出的人、总统和国务卿领导着。在国会山,萨姆?雷伯恩在其支持杜鲁门主 义的发言中曾说道,这个国家“又一次有了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领袖们”,

他用复数来强调领袖一词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杜鲁门曾写道:“马歇尔的完整个性激发了人们的信心。”认为是人创 造了历史,这正是杜鲁门长期坚持的信念。1947 年春天,随着马歇尔计划紧

接杜鲁门主义而出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显然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相对 来说很少的一小撮人,几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

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

194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马歇尔国务卿焦急 万分、心烦意乱。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已经成了一种日益拖延、看不到目标

的痛苦折磨。莫洛托夫的行动始终就像是时间和西方联盟的挫折对他来说无 所谓似的。马歇尔想在有关德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他考虑直接与

斯大林谈判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到克里姆林宫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 而,斯大林却问道,如果达不成协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达

成协议,如果下一次不行,就再下一次。”斯大林边说,边用红铅笔漫不经 心地胡乱画着狼头。

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 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

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 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

返回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 份紧急备忘录,警告说西欧的形势比人们一般理解的还要严重。在往返莫斯

科的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靠时,对 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谈论的话题是为拯救西欧所能做的事情,除此之

外几乎没有别的。

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在 4 月 28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 中,他告诉全国:“当医生还在商议时,病人却日益濒临死亡。”

第二天,马歇尔召见乔治?凯南,指示他“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班子,

“毫不拖延”地就为拯救欧洲应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提出报告。凯南后来回 忆说,马歇尔的建议仅有一句话:“避免繁琐。”

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思想已经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酝酿了一段时间。两 年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亨利?史汀生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史汀生已经直截

了当地告诉他: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产品丰富的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是至 关重要的,这个看法杜鲁门很快就接受了。在 1 月份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

已经谈到与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分享美国的补助金的问题,并把这作为传播 自由和民主“信仰”的一种方式。3 月 6 日,甚至在发表“杜鲁门主义”之

前,他在贝勒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是经济世界中的巨人。不论我 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形式依赖于我们。”

5 月初,社鲁门派迪安?艾奇逊到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克利夫兰的边远 小镇、即州立德尔塔师范学院的所在地去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凯南和他的特

别班子一直在准备他们的报告,而杜鲁门根据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后所谈的 情况,已经决定必须尽快地救助欧洲。艾奇逊的演讲是杜鲁门对外界反应进

行试探的警钟。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急需一切,但却买不起任何东西。 艾奇逊强调说,财政援助是绝对必要的,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救济,而是为了

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复兴。欧洲自身复兴的余地如此狭窄,以至刚刚过去的 那个严酷的冬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如果想要拯救欧洲,必须提供大量资金。

“这对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 的职责和作为人类的荣幸。”

欧洲目前成了什么?温斯顿?丘吉尔在 5 月 14 日于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反 问道:“它成了一堆废墟,一所停尸房,一张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5 月 25 日,凯南的报告《从美国的观点看欧洲复兴的几方面问题》提交 给马歇尔。报告称,美国对世界问题的回答必须超出对共产主义压力的防御

性反应。美国对欧援助的努力“不应因此以同共产主义的战斗为目标,而应 致力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经济健康及其活力”。两天后,刚刚完成了对欧巡访

的副国务卿克莱顿送上了另一份紧急备忘录。形势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糟。 数百万人正经历着慢性饥荒。欧洲的崩溃将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美国经济 的混乱。

国务院和总统的办公桌边相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批 准,马歇尔决定在哈佛大学发表一个演说,他应邀在 6 月 5 日、星期四去参

加那里的毕业典礼并接受荣誉学位。艾奇逊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没有人会 去听毕业典礼演讲。当演说的时刻到来时,马歇尔登上哈佛校园中阳光照耀 下的演讲台,在

7000 名听众面前用温和的语调读起他的讲稿,他低着头,似 乎并不特别在意人们是否在听。

讲稿是由波伦在大约两天前起草的,主要内容大都取自凯南的报告。社 鲁门事先是否看过它的副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马歇尔特别注意与总统保

持联系这一点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讨论过这件事。

根据马歇尔的愿望,演说稿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刺耳的 反共语言。

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要反对饥 饿、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

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 出现。

演说中有两个观念是新的和特别的。他号召欧洲团结起来,在美国的帮 助下,制定出自己的计划。同时,从逻辑上看,他也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加入 这项计划留了后路。

由美国政府承担起单方面地拟定一项给予欧洲经济自立的计 划的责任,这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这是欧洲人的事。我认为,创

议必须来自欧洲。美国的任务应该是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 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项计划

应是一项共同的计划,即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得 到许多国家的同意。

接着,马歇尔直接对美国人民说:仅仅依靠阅读文章和观看照片来把握

欧洲形势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整个世界的未来有赖于正 确的判断,有赖于美国人民认识到最好能做些什么,或必须做些什么。”

这个演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使得几乎每一个人大吃一惊。英国 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最先看到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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