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断代语音史的研究上，本期最重要的成果当推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该书在1958年出版。作者计划考察全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诗文用韵，从中归纳出每个历史阶段的韵部系统，但魏晋以下部分一直未能出版。在第一分册里，依据汉代诗歌、辞赋等作品的用韵，分别时代的前后，注意方音的区别，也注意了文体和作者风格的不同，把汉代韵部的总体面貌和许多特殊情形都揭示出来。又跟先秦三十一部对比，说明韵部的变化：鱼侯合部、真文合部、脂微合部、质物合部，以及各部之间部分字的转移。
除此书以外，其他多为一些单篇文章，往往是学者们在政治运动的间隙里“挤”出来的，数量不多而可贵。于省吾利用甲骨文字讨论上古的“东、冬”两部是否该分；严学对上古音的构拟提出新的见解，其特点是复辅音多、韵尾不同于以前各家的拟音；邵荣芬以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别字异文、《五经文字》的反切和直音来探讨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唐作藩、鲍明炜从唐人诗歌用韵来分析实际口语的韵部系统；廖英、周大璞以金元戏曲为对象研究近代北方语音。以上这些著作、文章代表了本阶段的历史音韵研究水平和主要成就。
对音材料的研究不多，有杨耐思的八思巴字研究和胡明扬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记音的研究等。
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出现了不少。例如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张世禄《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变化》（1957）、陆志韦《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1963）、施文涛《关于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964）、王力《先秦古音拟测问题》（1964）等。
本期出版了几种个人的音韵学论文集，其中有王力的《汉语史论文集》、周祖谟的《汉语音韵论文集》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编的《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
（二）剧烈政治运动时代的停顿
1965年以后，国内的政治运动更加声势凶猛，到1966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正常的学术研究不只是受冲击，而是被迫停止了。据我们所了解，从1965年到1977年这十三年间，全国在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的音韵学文章仅有三篇：1965年、1972年、1977年各一篇。其中1972年那一篇还是跟考古（这一学科在文革中受到特殊关照）有关的。这期间，有少数学者仍然以顽强毅力、在能够避开他人耳目的时候坚持搞一些研究，如王力写了《诗经韵读》、《楚辞韵读》，但在当时是无从公诸于世的。这十余年是汉语音韵学最惨淡的全面停滞时期，这样一个几乎是空白的年代，不同于其他任何阶段。
（三）海外的音韵学研究状况
在这近三十年时间里，国内学术上也处于跟海外隔绝的状态，对外界的音韵学研究基本上是不了解、不介绍、甚至于盲目批判。海外学者的音韵学研究仍在持续而且有重要进展，台湾的音韵学也从微弱到强盛而发展起来了。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汉语音韵学在台湾拓荒、开发时期。由大陆迁台的学者董同、许世瑛、林尹、周法高、高明等人在台湾的高校里开设“声韵学”课程，培养出一批音韵学人才，奠定了这门学科在台湾学术界的地位。当时大学里的教材主要为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和董同的《中国语音史》，后者可能是最早的以“语音史”为名的专书，六十年代以后改名《汉语音韵学》；另外有翻印的王力的教材。真正的研究还是薄弱的，十几年间只有四十多篇文章发表，而且很多是介绍入门知识的短文。跟大陆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时台湾学术界跟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较密切，去美国留学的年轻学者为数不少，移居美国的赵元任、李方桂及张琨等老一代学者也跟台湾有联系。
1966—1977年间，台湾的音韵学进入了结果、收获时期，新一代学者（包括从台湾去美国的一些人）开始崭露头角，如龙宇纯、薛凤生、梅祖麟、丁邦新等；有了本地培养的博士如陈新雄、应裕康等；他们在七十年代成为影响较大的学者。发表的音韵学文章不仅数量多起来了，而且以专题研究性的居多数。
西方的汉学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美国的包拟古（Ｎ．Ｃ．Ｂｏｄｍａｎ）、苏联的雅洪托夫（Ｃ．Ｅ．Яхонтов）、加拿大的蒲立本（Ｅ．Ｇ．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等，日本有有坂秀世、河野六郎、小川环树、藤堂明保赖惟勤等。二十多年间，海外学者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成果不算少，西方学者的兴趣主要在于上古音，台湾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更全面一些。
高本汉在1954年出版了《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ｔ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这是他对以前古音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是五十年代能在我国流传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的音韵学著作，北大曾有周达甫的中文译本油印。
赖惟勤《关于上古汉语的喉音韵尾》（1953）从上古音的韵尾分配格局、中古音的投影来分析，认为上古汉语的舌根音韵尾应分不圆唇和圆唇的两套，前一类包括鱼、阳、之、蒸、佳、耕诸部，后一类包括侯、东、幽、中、宵诸部。
日本三根谷彻对重纽又有新的见解。三根谷彻《关于韵镜的三四等》（1953）认为重纽三、四等的区别在于声母的腭化与不腭化，四等有腭化成分／ｊ／，声母为／ｐｊ／、／ｋｊ／等，三等没有这个腭化成分；与腭化成分相关联，三等与四等的介音和主要元音也会有所不同，但在音位层面上可以不计较。藤堂明保《汉语历史音韵论》（1954）则把三、四等的区别解释为介音／ｒｊ／与／ｊ／的不同。
法国的奥德里古尔（Ａ．Ｇ．Ｈａｕｄｒｉｃｏｕｒｔ）在1954年提出了去声源于ｓ韵尾的观点，推测去声字本来有能够起构词作用的后缀ｓ，这个后缀脱落了而形成去声调。
苏联的雅洪托夫（Ｃ．Ｅ．Яхонтов）《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一文根据中古的晓、透、昌、审、心母等与鼻音互谐的关系，构拟上古汉语有前缀ｓ，与鼻音声母组成ｓｍ、ｓｎ、ｓ等复辅音。他认为上古汉语有ｒ作声母，中古二等字有ｌ作介音。他关于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音系为北京音系的论点，也很值得重视。
加拿大的蒲立本（Ｅ．Ｇ．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在1962年所写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一文，根据汉字谐声系统中有精组、端组互谐的情形，又根据梵汉对音、汉藏同源词等，构拟上古有ｓｔ、ｓｄ等形式的复辅音，后来这些音发生了“易位”变化，ｓｔ变成了ｔｓ，ｓｄ变成了ｄｓ。他还以古代音译词为证，表明去声字在古代是收ｓ尾的。
美国的包拟古（Ｎ．Ｃ．Ｂｏｄｍａｎ）主要以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为手段，论证原始汉语有ｓｔ、ｓｄ等复辅音形式。
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1970）以东南沿海一些方言的读音为线索，推测上声调在中古时代是个高短调，它来源于上古收喉塞音的音节。
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1971）是一部具有集成意义的书。该书将传统文献研究成果与现代的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参考了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全面构拟上古汉语音系。所构拟的上古声母中，单纯声母有ｒ和清鼻音ｈｍ、ｈｎ、ｈｎｇ、ｈｌ等，有一套圆唇舌根音ｋｗ、ｋｈｗ、ｇｗ、ｈｎｇｗ、ｎｇｗ、ｈｗ等；对于复辅音，指出有带词头ｓ、介音ｌ等形式的复辅音。在韵母方面，认为上古没有合口介音，二等有介音ｒ，三等有ｊ；主要元音简单，只有ａ、、ｕ、ｉ四个，另有ｉａ、ｉ、ｕａ几种合元音；韵尾的拟测仍近似于高本汉，给阴声韵构拟了浊塞音ｂ、ｄ、ｇ等，还有圆唇的韵尾ｎｇｗ、ｇｗ、ｋｗ等。
美国司徒修（Ｈ．Ｍ．Ｓｔｉｍｓｏｎ）的《中原音韵研究》（1962），薛凤生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1975），丁邦新的《魏晋音韵研究》（1976）都是有影响的著作。
以上的各家以及其他学者的音韵学著作、文章，大多是到了“文革”后才被国内学者所了解，或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的。
五音韵学的鼎盛时期
——后期第三阶段的汉语音韵学（一）概况
从1978年以后，音韵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纪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汉语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受到广泛重视，音韵学队伍空前壮大，丰硕的学术成果令人目不暇给。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自然首先是由于国家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不间断政治运动给学术的冲击不复存在了，创造出有利的学术研究条件；其次则由于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跟经济建设一样转入正轨并高速发展，对音韵学产生了更多的客观需求；再次则是由于广大音韵学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创造出大量的成果，把这门学问推向更高水平。本时期音韵学的兴盛是全面的，而以下几个方面有代表意义。
1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音韵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以后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恢复，并很快发展到远远超过旧有的规模。更多的音韵学专业人才一批批培养出来。由于音韵学的重要功用已经被认识到，开设音韵学课程的学校已不限于几所条件较好的老学校，许多以前没有开过这门课的综合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开了这门课。专业人才的重要培养渠道是高校招收的汉语史专业音韵学方向研究生，其数量之多，可谓前人料所不及。来华留学的外国研究生当中，攻读音韵学方向的也占有较高比例。
人才培养的另一条渠道是由中国音韵学会举办的音韵学高级研修班。1986年以前，这样的班一共办了四期，培训学员三百多名，他们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个时期的音韵学园地，有几代学者同时耕耘，前后接力。老一代的王力、周祖谟、张世禄、俞敏、严学等发表了不少新著，也把夕照余晖洒给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们是本学科头几年的领袖人物。下一代的邵荣芬、王显、蒋希文、杨耐思、何九盈、李思敬、李新魁、郑张尚芳等相继而起，是近十年来的学科带头人。较年轻的一代鲁国尧、宁继福、尉迟治平等已经做出了出色成就，在国内外有一定声望。更多的青年一代学者正在崛起，人才济济，代表着音韵学未来的辉煌。
2有了专业的学术团体
1980年，在严学等老一代学者的倡议下，来自全国的音韵学工作者在武汉成立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音韵学专业团体，九十年代，学会会员达到三百多人。这个团体在组织学术交流、沟通信息、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它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为会员创造交流机会；前三次会议的论文选集编成《音韵学研究》共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学会还曾开办专题研讨会，如1987年在江西举办纪念周德清的学术研讨会，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