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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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氏把句子单位分出三种:句、读、顿。“句”由起词和语词两部分组成;完整的句要有主语,但有时也可以没有或省略;另外,句还可分为单句复句两类。“读”相当于主谓短语和分句,“顿”相当于非主谓性短语。
以上四方面的内容,体系完整、规模宏大。与马氏的体系相比,今天古汉语的词类多出来的是:从静字(形容词)中分出来的数词,另立量词以及方位词、时间词等。到目前为止,除了“次”之处,《文通》的内容可以说大体上都保留了下来,成为古汉语语法的基本框架。书中所揭示的一些具体规律,如人称代词的用法、宾语前置、各种被动式等,至今仍然在古汉语语法中采用。
(二)《马氏文通》之后
在《文通》的影响下,一批仿效它的古汉语语法著作相继出现。如来裕恂的《汉文典》(1902)、刘金弟的《文法会通》(1908)、吴明浩的《中学文法要略》(1917)和俞明谦的《国文典讲义》(1918)等。在这类书中,较有特色的是章士钊(1881—1973)的《中等国文典》。
《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是作者在日本为留日学生讲授古文而作,以西洋语法为借鉴,语料主要取自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是总论,以后八章分别介绍该书所分出的词类及其用法。本书比较详细浅显,便于阅读,有以下特点。
1)词划分为九类: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接续词(连词)、助词、感叹词。与《文通》相比,该书分出了形容词,又把定语和中心语间的“之”归入后置介词。在词的次类中,该书的代名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小类,排除了“接读代字”。动词则分为自动词、他动词、不完全自动词、不完全他动词、被动词、双格动词、助动词等小类。在分析词的小类时,该书有时还注意到词的语法特点,比如说到名词的小类时,便注意了名词跟数量词有不同的结合特点等。2)明确区分字、词和短语。词分为单字词和合字词两类。3)把句子分为四类: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
二、推进时期(二十年代初——三十年代前期)
在过去二十年研究的基础上,本期古汉语语法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种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1)在力求革新思想的指导下,对古汉语中语法的民族性、历史性,在理论上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试图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古汉语的语法体系。2)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研究方向从全面的研究转向侧重于对词类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3)语法专著的研究和专题研究出现了成果。
(一)语法革新的前驱
语法革新前驱的代表人物是刘复(1891—1934)和金兆梓(1889—1975)。这两位学者认为《文通》以来的研究工作未能揭示出中国古汉语语法的民族特点,希望能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是《中国文法通论》和《国文法之研究》。
1《中国文法通论》(上海群益书社,1920)是刘复为北京大学讲授国语文法而准备的讲义,后整理成书。该书使用的语料以先秦古文为主,以斯威特(H.Sweet)的《新英语语法》为依据。全书分三讲,分别讲述文法的研究方法、词法和句法以及汉语的语法特点,创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文法;一种是实际的文法,即某种具体语言的文法:另一种是理论的文法,即各种语言中共有的原则。还指出研究语法的方法有三种:历史的、比较的和普通的。2)把词分为五大类:一、实体词(名词、代词),二、品态词(形容词、动词),三、指明词(数词、量词、指示代词、副词),四、形式词(判断词、介词、连词、助词等),五、感词(叹词)。刘复把形容词和动词归为一类,与印欧语法不同,而合于汉语的实际;此外,还分出了量词和判断词。3)句子分为简句和复句两种。简句又分普通句(主语、谓语齐全的句)、特别句(缺主语或谓语的句)和独字句,从而否定了句子一定要有主语和谓语的说法。复句有主从和衡分两种。刘复阐述的句子系统已初具今日的规模。4)指出古汉语语法中的一些特点,如“败”既可以作不及物动词,又可以作及物动词等。
2《国文法之研究》是金兆梓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的讲稿,经整理而成。19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三章:一、导言,二、文法的研究,三、逻辑和文法的现象。该书有许多思想与刘复相同,但比刘复更强调语法与逻辑的关系。主要革新思想是:
1)在说明语法与逻辑的异同后,区分一般语法和汉语语法;指出文法的研究应从历史的、比较的、普通的三个方面进行。2)汉语语法发展的趋是:复音词渐渐孳乳,词在语句中的位置渐趋确定,施动、被动日见分明,虚语的用法渐趋确定。3)将动词和形容词合称“相词”。还明确指出做主语的不一定是体词,做谓语的不一定是相词(谓词)。4)对于介词和连词的认识也更符合汉语的实际:表示并列关系的是连词,表示主从关系的是介词。
刘复和金兆梓都从理论上强调汉语语法的民族性、历史性,有些见解超过了马建忠,对后世的汉语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他们并没有提出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来取代已有的方法,也没有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新语法体系,全书只是一种概论的性质,但他们这种革新的努力,却为十多年后的文法革新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词类研究的成就
刘、金二位的革新思想在以后的十年间并没有实际的进展,而侧重于词类研究的学者却取得了更为实际的成就。他们是善于理论思索的陈承泽(1885—1922)和以训诂见长的杨树达(1885—1956)。
1陈承泽对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研究,《国文法草创》是他的代表作,从他还想再写一部《高等国文法研究》的愿望看,这里介绍的《国文法草创》或许只是他要建立的语法系统的前一部分。此外他还有《词性概论》等论文数篇。
《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是一部长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少而精的语法书。他坚持从句子出发思考词类特点的思想,使古汉语语法研究朝民族性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大凡从句子出发研究词类,就必定要大量归纳语料,所以全书虽仅五万字左右,作者搜集材料却达数百万字;写作时又易稿十余次,才得完成。本书对后世的语法研究有长远的影响,受到历代语法学家的推重。书中只讲词法,不讲句法。全书共十三章,最精彩的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三章。
第一章是绪言。第二章是研究法大纲,本章提出语法研究的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中,第一个“说明的非创造的”是三个原则中的基础原则。在这个原则中,作者首先简述了汉语的历史发展。基于对汉语民族性的认识,他提出两个思想:1)语法应以研究文位(词在句子结构中所处的语法地位)为主;2)词类不能孤立地根据单个词的意义去确定,而要观察它在文位中所表现出的主要意义来确定,这样才能判定一个词主要应属于何类。尽管陈氏此时仍然是根据意义确定词性,但他已注意到句法在确定词类时的作用,这就与马建忠只根据词义就把词性定下来的做法,已有很大的差别,从而给后人考虑词类问题以很大的启发。第二个“独立的非模仿的”的原则是第一个原则的直接结果。只要坚持第一个原则,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就会产生“独立的非模仿的”结果。在这个原则中,陈氏指出:使动、意动是汉语特有的,而关系代名字(马氏的接读代字)、形容词的比较级、主语的绝对不可缺等,都不是汉语中所有的。第三个“实用的非装饰的”原则是第一个原则的补充。作者在这里讲了语法研究的一些其他原则,如强调要区分个别与一般、语法与修辞要加以区别等。
第三章“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共讨论了四个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基于上述三原则,提出了本用、活用的区别,并主张词有定类。这是对《文通》“词类假借”的重要修正,也是后世长期思考古汉语词类问题时的基本思想。
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分论词类,是该书的中心内容,其中实词和虚词的语义特点及动词部分谈得最好,此外他还把方位词归入名词。
第十三章“活用之实例”,详细叙述词类的转化和活用。书中把活用分为两大类:本用的活用和非本用的活用。对各类词的活用情况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条分缕析,深入细致。对活用中“致动”和“意动”的说明尤为详细,以后几十年的古汉语语法普遍沿用此说。
2杨树达在古汉语各方面的造诣都很深,《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是作者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是一部以训诂见长的语法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全书共十章。第一章讲语法的起源、类别、汉语的缘起、发展等。以下九章,分别介绍了九种词类。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继承刘淇、王引之、俞樾、章太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胡以鲁、章士钊、陈承泽等人语法中的观点,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少讲乃至不讲句法、结构关系。全书条理清楚,列举充分,便于检读,对虚词列举详赡,训释精当,有些见解敏锐而有启发性。如副词分为十类,每类之下又分出许多小类。2)语言材料十分丰富,始自群经诸子,下至《后汉书》、《三国志》,兼及六朝、唐人的著作。3)注意订正《文通》的失误,有些见解确实在马建忠之上。如《马氏文通》中的“咸”、“皆”归为代词,而本书归入副词。
3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虚词研究,在这方面首先作出成绩的也是杨树达。杨树达将《高等国文法》中的虚词抽出,另行编排后写成《词诠》(商务印书馆,1928)。
《词诠》成功地将训诂学和语法学结合了起来,全书共收虚词(包括部分代词)四百七十二个,不收复音词。例证多取自先秦两汉的典籍。体例是先注音,次注明词类,然后释义,说明用法,援引书证,有的还加按语。该书给每个虚词都确定了词性,分类细致;对虚词的解释全面而精当,一般地说能取前人之长而舍其短,而且多有发明。全书材料丰富,例证充分,内容系统而全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裴学海(1899—1970)的《古书虚字集释》是另一部虚词著作,在国内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1932)十卷,共收虚字二百九十个。本书汇集自王引之《经传释词》以后的主要虚词著作中的解释,并加以补充,较全面地概括了虚词的各种用法。
(三)语法专著研究
《马氏文通》出版不久后,就有研究该书的著作。如《马氏文通易览》(邵成萱,瑞安仿古印书局,1914),《马氏文通要例启蒙》(陶奎,北京华新印刷局,1916)等。而本期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1931)对《文通》在校订工作上做得很好,在例句、字类方面纠正了《文通》中的不少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