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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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那些不同的仁慈感情偶然趋于不同的意向时，用任何一种精确的准则来判定在什
么情况下我们应当按某种感情行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按另外一种感情行事，或许
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在什么情况下，友情应当让位于感激，或者感激应当让位于友情；
在什么情况下，所有天生感情中最强烈的一种，应当让位于对那些优越者的安全——全
社会的安定仰赖于他们的安全——的重视；在什么情况下，天生感情可以正当地胜过这
种重视，都必须留待内心的这个人——这个设想出来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我们行为的
伟大的法官和裁决者来决定。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真正用他
的眼光并且像他看待我们那样来看待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专心致志，洗耳恭听他对我们
的建议，他的意见就决不会使我们受骗。我们不需要各种独断的准则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这些准则，常常不能使我们适应环境、品质和处境中的种种色调和层次，以及虽然不是
觉察不到的，但是，由于它们本身的精细和微妙，常常是完全无法确定的各种差别和区
分。在伏尔泰的那一动人的悲剧《中国孤儿》中，我们在赞美赞姆蒂——他愿意牺牲自
己的孩子的生命，以保存已往的君主和主人们的唯一幸存的弱小后代——的高尚行为的
同时，不仅原谅而且称赞艾达姆（Idame）的母爱，她冒着暴露自己丈夫重要秘密的危
险，从鞑靼人的魔掌中取回自己的幼儿，送到曾解救过他的人手中。
　
　　
　　　　　　　

道德情操论（6卷…2篇）
第二章　论天性致使社会团体成为我们慈善对象的次序
　　
　　　　用以指导把个人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的这些原则，同样指导着把社会
团体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正是那些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
团体，首先和主要成为我们的慈善对象。
　　　　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在其中生长和受教育，并且在其保护下继续生活下去的政府
或国家，是我们的高尚或恶劣行为可以对其幸福或不幸发生很大影响的最重要的社会团
体。于是，天性极其坚决地把它作为我们的慈善对象。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我们最仁
慈的感情所及的一切对象——我们的孩子、父母、亲戚、朋友和恩人，所有那些我们自
然最为热爱和最为尊敬的人，通常都包含在国家中；而他们的幸福和安全在一定程度上
都依赖国家的繁荣和安全。因此，天性不仅通过我们身上所有的自私感情，而且通过我
们身上所有的仁慈感情，使得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自己同国家有联系，所以
它的繁荣和光荣似乎也给我们带来某种荣誉。当我们把它和别的同类团体进行比较时，
我们为它的优越而感到骄傲，如果它在某个方面显得不如这些团体，我们就会在某种程
度上感到屈辱。自己的国家在过去时代中所出现的那些杰出人物（不同于当代那些杰出
人物，妒忌有时会使我们带上一点偏见去看待他们），如勇士、政治家、诗人、哲学家、
各种各样的文学家，我们倾向于带着具有极大偏向的赞美去看待他们，并且把他们排在
（有时是最不公正地排在）所有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之上。为了国家这个社会团体的安
全，甚至为了它的荣誉感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爱国者，表现出了一种最合宜的行为。他显
然是用那公正的旁观者自然和必然用来看待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照这个公正的评判者
看来，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大众中一个仅仅有义务在任何时候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利
益甚至荣誉而去牺牲和贡献自己生命的人。虽然这种牺牲显得非常正当和合宜，但是，
我们知道，作出这种牺牲是多么困难，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又是多么少。因此，我们不仅
完全赞同、而且极其佩服和赞赏他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似乎应该得到可以给予最高
尚的德行的所有赞扬。相反，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幻想他能够通过把祖国的利益出卖给
公敌来获得自己的一点私利的叛国者，无视内心这个人的评判，而极其可耻和卑劣地追
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所有那些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利益的叛国者，显然是一切坏人
中最可恶的人。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常常使我们怀着最坏的猜疑和妒忌心理去看待任何一个邻国的繁
荣和强大。独立和互相接界的国家，由于没有一个共认的权威来裁决相互之间的争端，
彼此都生活在对邻国的持续不断的恐惧和猜疑之中。每个君主几乎不能期待从他的邻国
那里得到正义，致使他毫无二致地这样对待他的邻国。对各国法律的尊重，或者对这样
一些准则——一些独立国家声言或自称它们在相互交往时有义务遵守的准则——的尊重，
常常只不过是装腔作势。我们每天可以见到，从最小的利害关系出发，各国动不动就无
耻或无情地回避或直接违反这些准则。每个国家都预料或认为它预料到，自己被它的任
何一个邻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扩张势力征服；这种民族歧视的恶劣习惯常常以热爱自己
祖国的某种高尚想法为依据。据说老加图每次在元老院讲话时，不管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最后的结束语总是：“这同样是我的看法：迦太基应当被消灭。”这句话是一个感情强
烈而粗野的人的爱国心的自然表现，这个人因为某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那么多苦难而激
怒得近于发狂。据说，斯奇比奥·内西卡在他的一切演说结束时所说的更富有人性的一
句话是：“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这句话是胸襟更为宽阔和开明的
一个人的慷慨表现，这个人甚至对一个宿敌的繁荣也不抱反感，如果它已衰落到对罗马
不再构成威胁的地步。法国和英国可能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海军和陆军实力的增强。
但是，如果两国妒忌对方国内的繁荣昌盛、土地的精耕细作、制造业的发达、商业的兴
旺、港口海湾的安全和为数众多、所有文科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无疑有损于这两个伟大
民族的尊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人类因这些进步而得
益，人的天性因这些进步而高贵起来。在这样的进步中，每个民族不仅应当尽力超过邻
国，而且应当出于对人类之爱，去促进而不是去阻碍邻国的进步。这些进步都是国与国
之间竞争的适宜目标，而不是偏见和妒忌的目标。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似乎并不来自人类之爱。前一种感情完全不受后一种感情的支配，
有时甚至似乎使我们的行动同后一种感情大相迳庭。或许法国的居民数等于大不列颠居
民数的近三倍。因此，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法国的繁荣同英国的繁荣相比好像应当是
一个更重要的目标。然而，大不列颠的国民因此在一切场合看重法国的繁荣而不看重英
国的繁荣，不能认为是大不列颠的好公民。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不只是由于它是人类
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热爱它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祖国，而且这种热爱同前面的理由全然
无关。设计出人类感情体系的那种智慧，同设计出天性的一切其它方面的体系的智慧一
样，似乎已经断定：把每个人主要的注意力引向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特定部分——这个部
分基本上处在个人的能力和理解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可以大大地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利
益。
　　　　民族的偏见和仇恨很少能不影响到邻近的民族。我们或许怯懦而又愚蠢地把法国称
为我们当然的敌人。法国或许也同样怯懦而又愚蠢地把我们看成是当然的敌人。法国和
我们都不会对日本或中国的繁荣心怀妒忌。然而，我们也很少能卓有成效地运用我们对
这些遥远国家的友好感情。
　　　　最广泛的公共善行——这是通常可以相当有效地实行的——是政治家们的善行。他
们筹划和实现同邻国或距离不远的国家结成同盟，以保持所谓力量平衡，或者在与其谈
判的一些国家的范围内保持普遍的和平和安定。然而，政治家们谋划和执行这些条约，
除了考虑各自国家的利益之外，很少会有任何其它目的。确实，有时他们的意图更为广
些。阿沃（Avaux）伯爵，这个法国全权大使，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甘愿牺牲自己的
生命（根据雷斯＇Retz＇红衣主教，一个不轻易相信他人品德的人的要求），以便通过签
订条约恢复欧洲的普遍安定。威廉王似乎对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具有一种
真正的热忱；或许这种热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对法国特有的嫌恶激发出来的，德国的
自由和独立在威廉王时代大抵处于危险之中。同一种仇视法国的心情似乎部分地传到了
安妮女王的首相身上。
　　　　每个独立的国家分成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每个阶层和社会团体都有它自己
特定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同自己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比他同其他阶
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声誉、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和同
伴的利益和声誉，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它人有关联。他雄心勃勃地扩展这个阶层或社会团
体的特权和豁免权；他热诚地维护这些权益，防止它们受到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侵犯。
　　　　每个国家的所谓国体，取决于如何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取决于在它们之间
如何分配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国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免受其
他阶层侵犯的能力。无论什么时候，某个阶层的地位和状况比从前有所上升或下降，国
体都必然会被或大或小地改变。
　　　　所有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都依靠国家，从国家那里得到安全和保护。每个阶层或
社会团体中最有偏见的成员也承认如下的真理：各个社会阶层或等级都从属于国家，只
是凭借国家的繁荣和生存，它们才有立足之地。然而，要使他相信，国家的繁荣和生存
需要减少他自己那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往往难以做到。这种偏心，
虽然有时可能是不正当的，但是也许不会因此而毫无用处。它抑制了创新精神，它倾向
于保持这个国家划分出来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之间任何已经确立的平衡；当它
有时似乎阻碍了当时也许是时髦和流行的政治体制的变更时，它实际上促进了整个体制
的巩固和稳定。
　　　　在一般情况下，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似乎牵涉到两条不同的原则：第一，对实际上
已经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或组织的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敬；第二，尽可能使同胞们的
处境趋于安全、体面和幸福这个诚挚的愿望。他不是一个不尊重法律和不服从行政官的
公民；他肯定也不是一个不愿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去增进全社会同胞们福利的循
规蹈矩的公民。
　　　　在和平和安定的时期，这两个原则通常保持一致并引出同样的行为。支持现有的政
治体制，显然是维持同胞们的安全、体面和幸福处境的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看到这种
政治体制实际上维护着同胞们的这种处境。但是，在公众们有不满情绪、发生派别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