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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唐德刚-袁世凯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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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棋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衰哉?!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总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天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不招人忌是庸材」,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材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肋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一八三六─一九○三)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尊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见「传记文学」总三六七号)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练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街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六、一于北美洲 


 
 
 

 
记一失足的帝王梦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 advisor )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胡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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