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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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不轻松。张文奇说：
操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会议，即使是现在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的条件很差呢，所以北京市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比如我们警卫组，接受任务后，立刻进行分工，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有负责会议代表外出活动安全的，有负责安全检查的，有负责交通的。单说安全检查，它既包括对人，也包括对物的检查。比如人，要事先进行审查，政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饭店有一位厨师，厨艺非常好，但觉得政治上有问题，就只好不用。再比如物，所有的房间、设备、电梯、汽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吃饭，所有吃的东西从哪儿来的，谁运来的，放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核对清楚，叫做采购、运输、制作一条龙，也叫过五关吧。也就是说从人到物到活动，一层一层地都要做工作，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县委书记、各大厂矿党委书记、厂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来过北京，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标志牌都进行了更换。
总的来说，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把该做的工作都认认真真地做了，叫做防患于未然吧！
的确，他们为了会议的召开和顺利进行，付出很多辛苦。虽然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历史也不应忘记他们。
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万多人，宾馆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北京市一下子要来这么多人，真的有点招架不了。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当时紧张的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啊！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1600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内借了128人，然后再培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11个地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因为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有的饭店有大礼堂，有的没有，没有的就要为他们找会场。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安排住宿，忙坏了北京市委，当年的与会者，却留下了美好印象。湖南的一个县委书记30多年后回忆说：
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州里来了个电话通知，说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赶到州里，各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陆续报到了。第二天，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和州长石帮智同志带领我们乘车前往省会长沙，与其他地区的同志汇合在省委接待室，然后乘专列开赴北京。列车运行一天一夜，到达了北京站，几十辆大客车将我们转载到西郊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原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地方，建设风格很独特，服务设施也是堪称一流的。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大多数都没有到过北京，更谈不上见过这么豪华的宾馆，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服务员领着我们龙山、桑植、永顺三县六名代表走向一个大套间，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紧跟在后面，走在打头的王建阁同志大大咧咧地刚迈步进入房间客厅的门，就摔了一个仰八叉。“他娘的，滑溜溜的，像溜冰一样！”大家楞了几秒钟，便捧腹大笑起来。原来是地上打了腊，很光滑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后来者便小心翼翼地拖着小步进门，那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神态，逗得服务员也忍俊不禁。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2002年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回忆，他们住在西颐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住得很宽敞，也对住宿条件表示满意。那么这次大会吃得怎么样呢？张文奇说：
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
吃饭是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像我们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供应食品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吃饭前就赶紧散会，不然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就这样，特别严呀。
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同做一样的工作，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实在是编制有限呀，前门饭店来来回回的那么多车辆，就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这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的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就这样各个饭店都叫苦，要达到中央规定的标准，做不出来，还得往里贴钱，所以炖菜多，不过县委书记高兴，比他们在家里吃得好。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3）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说：
毛主席说的两干一稀是，早晨是稀饭，有时也有干的；中午四菜一汤，晚上稍差一点，也属四菜一汤吧。但比我们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饭、馒头，尽管我们是县委书记，在家里也填不饱肚子。当然我们是重灾区。你问能不能吃饱？能够吃饱，但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只是在春节那一天，中午吃顿饺子，每张桌子一瓶酒。其他没有了。你说平时能吃到肉吗？能够吃到一点，但不是很多。
七千人大会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还对外保密，那么当时的保卫工作如何呢。关于对外保密的情况，张文奇说：
因为七千人大会对外是不宣传的，所以是一个内部会议。这么多人，时间又这么长，外国人还是感兴趣的。北京饭店是各个工作组的大本营，大区书记都住在北京饭店，大会的工作班子也住在北京饭店。另外北京饭店还有加纳、叙利亚、马里、阿尔及利亚4家外国使馆。
那时不大了解外国人如何搞情报，说人家拿一个大头针在电话线上一扎，就可以窃听。北京饭店呢，又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吃饭、会客、理发……进进出出的不少人，你也不能因为开会，就不让人家来吃饭、理发吧。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比较艰巨。为了防止外国人搞窃听，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这一方面的技术专家，看一看会不会泄密。最后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据说还是有反映，外国知道这么多人在开会，但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友谊宾馆还有30多个外国专家，附近还有苏联的一所中学。但都没有出现什么泄密事件。
关于国内的情况，张文奇说：
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埋怨我们这个党，因为浮肿、饥饿，心情不舒畅，所以保卫工作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好的方面是那时还没有现代化，没有搞什么恐怖活动的，虽然有不满情绪，矛盾也不像现在这样突出，老百姓还是听话的，北京市一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高。
所以保卫工作的特点是，当时并不担心敌人来搞什么破坏，主要是怕一些设备出问题。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不行，比如北京饭店，说是两路供电，其实线路的质量很差，其他饭店都是一路供电，惟恐哪一处线路短路，造成停电，影响会议的正常进行。再如吃饭，怕吃不好中毒，或者闹病什么的，使会议代表心里不高兴。要说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工作很紧张，是紧张极了，不过那个紧张，主要是紧张这些问题。
你每时每刻都要了解各个驻地的线路情况，供电问题，还有锅炉问题。像人民大会堂，下面很好看，但上面都是木质结构的，每次开会都有几个人在上面看着，怕被电烤热木头烧着了。这种情况一直到国庆35周年才得到改善，换成了钢的结构。
整个大会期间，没有发生断电情况，也没有用过蜡烛。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非常顺利。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公安部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时，就让北京市公安局代大会起草文件，要把北京的经验揉进去，要求全国都要向北京一样。所以中央也是满意的。
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每次集会，都要动用很多车辆，与会者乘的是公共汽车，还是大客车。有那么多车吗？张文奇说：
大会组织的比较好，开大会时的用车高峰一次是800多辆。当时的北京有两家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首都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友谊汽车运输公司。大会的车主要租的是首汽的。
从乘车情况来说，省委书记以下都是坐大车，中央局以上的领导坐小车，个别身体不好的同志、领导找谈话赶不上坐大车的派小车。
开大会时，没有用过开道车。那时开会不像现在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那怎么才能做到既准时又安全地把上万人送到会场呢？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时（间）不够分路（走）；（道）路不够分时（走）；路、时都不够，断一条路，也就是说让社会车辆暂时停一下，先把与会人员放过去。
为了交通安全，交通部门事先都把抽调来的车辆，包括在京的车，那些司机进行培训，怎么走，走哪条线，要注意哪些事情等等，一一交代清楚。这样做起来就比较有章法了。
大会结束后，停在大会堂前的车，中央要求20分钟之内必须疏散完毕，结果最长的时间我们才用了18分钟，也就是说没有超过18分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事先总是同与会人员说好，原地上下车，这便于散会后找车。白天打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南局，西北局之类的字，各饭店派人接送，晚上打带灯的牌子。这是因为大多数代表没有来过北京，容易找不到车子。凡事都想在前面，工作做得很细致，因此也就完成的比较好。
北京市的交通工作曾两次受到表扬，一次是纠正违章时敬礼，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一次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