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战国时代-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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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柏杨
序
凡 例
一、本书根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柏杨版《资治通鉴》二○○五年八月第二版出版。
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书中部分内容作了下列技术处理：
１． 人名统一。如“公孙痤、公叔痤”正为“公叔痤”；“魏遬、魏遫”正为“魏遬”。
２． 地名校正。如“巫郡（四川省巫县）”正为“巫郡 （重庆市巫山县）”；“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正为“武关（陕西省丹凤县东南）”；“白马津（河南省浚县）”正为“白马津（河南省滑县）”。
３． 汉语拼音校正。如“单于，音ｄāｎｙú［丹愉］”正为“单于，音ｃｈáｎｙú［禅愉］”；“月氏（音ｙｕèｓｈì［悦世］）”正为“月氏（音Ｙｕèｚｈī［悦支］）”。
４． 译名统一和校正。如“伊庇鲁士国王皮洛斯”正为“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塞琉卡斯王国”正为“塞琉西王国”。
５． 计量单位中的“公里、公分”均改为法定计量单位“千米、厘米”。
６． 年代表述。如“一九三○年代后期”正为“二十世纪三○年代后期”；“前四世纪○○－二○年代”正为“前四世纪最初十年—二○年代”。
７． 对原地图作了部分修改，如海岸线——用实线表示古海岸线，细虚线表示今海岸线。
８． 对原文中“中华”、“中国”、“蛮族”等表述作了适当修改，如涉及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文中，原文“中国”改为“汉朝”。
９． 还有个别其他方面的改动，不再一一列出。柏杨先生对于许多史实的评论，表示他个人独立的见解，我们尽量保持原貌，见仁见智，读者诸君自能明鉴。
柏杨序（1）
我一直抱着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旧党），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
战国时代 前四八○－前二二一年
三国时代 二二○－二八○年
大分裂时代 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时代 九○七－九五九年
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的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过出现圣君贤相。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的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启示。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因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发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个字母，以两年余的时间，全部出齐。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并幸运的获得空前成功。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但我们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这篇序文写于第一册完稿之后，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把死文字变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有时比新的创作，还要困难。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没有主词，往往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译，全都费尽思考。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进一步。而彻底解决，时间又不允许——有些问题可能要聚讼累年。但我仍继续下去，孜孜不息，竭尽全力。
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
柏杨再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开始问世时，曾经写一篇“序”。而今，一九九三年三月，当七十二册平装本，改成三十六册精装本发行时，再提笔写这篇“再序”。二“序”之间的距离，在书本上不过只差一页，但在时间上却差十年。
这十年对全世界而言，是一场巨变。执笔之初电脑还是一个神话，于写到尾声时，它已完全进入人们生活。而在台湾，执笔之初对警备司令部和调查局，还心存惊恐，于写到尾声
时，人们已开始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巨变影响面之大和影响程度之深，过去从没有过。在发生之前，也从没有人认为它会发生。
直接影响翻译工作的是：执笔之初台湾海峡还不能逾越，于写到尾声时，两岸已交流频繁。执笔之初我们所用的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地图，于写到尾声时，已可公开使用大陆地名。以致，我们的后续工作，比其他巨著的后续工作，加倍复杂。
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资治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之前。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于台北
赵顼序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书经》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的全神贯注。”《诗经》、《书经》、《春秋》，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西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再根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广为收集，精密选择，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再加以考证，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
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于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发现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内容分成“纪”“表”“世家”“书”“传”五个单元，遂成为定型，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司马迁主要的优点，在于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赞扬和谴责，也都十分中肯。毫无疑义的，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迹，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搜集资料，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起自公元前四○三年，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陵替，皇族衰弱，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东迁到洛阳，齐、楚、秦、晋，诸封国才开始强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后成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用以号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陪臣）韩、赵、魏三家，当封国国君（诸侯），周王朝虽未灭亡，纲纪却已全毁。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从某一事件起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