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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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发件人会在题头写上醒目的警告语，如“仅呈部长过目”或是“总统过目”。在当时，能够读到这些文件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我没有盗取过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试图复制这些文件，但是我可以阅读密件。这可是我享受的特别待遇。约翰冒着莫大的风险，才得以让我在其办公室中查阅这些文件，而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甚至是他的助手知道的话，可能我很快就不再拥有这种特权了。人人都要小心谨慎，保守秘密，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几个星期之后，因为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差点被解雇。一次，我跟迈克·福里斯特尔通了电话。他是白宫越南事务跨机构小组的协调员。据我所知，他在国务院负责和我同样的工作。在通话中，我直接引用了美国驻越南大使电报中的一些片段。这是一封“禁止发送”级别的电报，是专呈国务卿和总统过目的。听到我引述的一段话后，他大为吃惊，说他并没有看到相关的电报。我把电报编号告诉了他，而且提到这是大使所发的每周报道，有特别的编码，保密级别很高，可能非常重要。我和麦克诺顿拿到了电报的复印件。而且还告诉福里斯特尔这些电报很值得一看，他应该确定一下，自己是否在收件人的范围内。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诺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情凝重，焦虑不安。他问我，“你是不是向迈克·福里斯特尔透露了越南使馆的新电报？”
我说，“是啊！他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很显然，他需要看一下这些文件。”
约翰看了我半晌，然后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能留在这工作。他们让我解雇你。我可真是遇到了麻烦。”他把头扭到一边，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冥思苦想。当时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信透露给迈克·福里斯特尔？据我所知，他一直在协调华盛顿对越公务啊！而且他父亲是前任国防部长，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即使是现在换了新总统，可他毕竟还在白宫工作，为什么就不能看这份每周报告呢？（后来我才知道，事件的敏感性在于，这些文件编码是按照泰勒大使的要求设计的。因为一些常人无法获悉的原因，他想避开前白宫同事福里斯特尔，和两位上司私下进行交流）。连这点小事都把握不好，我又怎能再信任自己的判断力呢？
最后，约翰说：“在这方面，你是个新手。我父亲过去常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你现在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丹尼尔，我真的希望你以后千万小心点儿。”但是，约翰也为我的失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那以后，这方面的电报就不再发往他办公室。而且五角大楼只有一份复印件，一般都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里。因此，他不得不去部长办公室察看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一般都夹在笔记本上，无法拿下来，看起来很是不便。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9）
这就是事情的始末。我最后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光就判断力来说，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初学者。数年以前，当我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之时，就常常奔波于五角大楼各办公室之间。但是麦克诺顿是对的。对我来说，这个新岗位也是个全新的学习过程，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我现在才知道，作为政府机构中的一员，作为上司的心腹，我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尽忠职守。麦克诺顿的言行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看他出席部门间会议，代表麦克纳马拉阐述其观点时，我的确学到了很多。其实那些观点他有时根本就不同意。
在国务院的一次午餐会上，一位不太熟悉约翰的官员告诉我，约翰是华盛顿最为直率的官员。午餐会结束后，我把官员的评论告诉了约翰，并且向他保证：“我一直在捍卫你的名誉。我告诉他，你是全华盛顿中最为含蓄的人。”他高兴地一笑，然后说道：“谢谢你。”
我经常陪同麦克诺顿出席记者招待会。因为不论何时他出席记者招待会，都会要求我一同前往。这也是掩饰自己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国防部的一项规定。如此的话，他身边就多了一位目击证人，可以随时向外保证，他对一切保密信息和敏感信息一概不知。一旦需要弄虚作假时，他那伊利诺斯州培金城口音就会越来越浓，到最后就像农贸市场上的农民在谈论谷物的价格，就像河船上的船夫在高谈阔论。一看就知道，他全身散发着一股乡巴佬的气息。在编造谎言时，他会毫不顾虑，言谈举止活像一个乡巴佬。我后来的顶头上司爱德华·兰兹代尔也是如出一辙。一旦面对一些不知情的人士，想要含糊其词时，他就会佯装单纯。在各种情况下，他们的方法都能奏效。一个小时侃侃而谈，谎话连篇。可事后记者们会说，与其他官员相比，你的上司是何等“直率”。所以我认为，所有记者都没有思想，没有洞察力，甚至最为优秀的也不过如此。他们常常被这些异乎寻常的谎言骗的团团转。
谎言本身并不会让我烦恼，但是一想到有些捏造的谎言很可能会被拆穿，我就不由得心惊肉跳。其实，我一直都在杞人忧天。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捏造的谎言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有一次，我不得不沉着应付，严阵以待。
约翰的桌上有一条直通国防部长的专线。通常只要铃声一响，电话机上的红灯一闪，即使当时麦克诺顿正在与其他人通话，也会立即拿起话筒，然后干脆地说道：“您好，鲍伯！”要不他会提起笔来做些记录，要不就直接离开办公室，撒开两只大腿，一阵快跑，直奔国防部长办公室。为了避免其他军事官员看到，他一般会从过道跑向部长办公室，从来不从走廊直达。
一天早上八点钟之前，麦克诺顿接到一个电话，便匆匆离去。几分钟后，从麦克纳马拉办公室回来了。他告诉我，“一架绿簧侦查机在中国坠毁了。鲍伯决定在八点三十分召开新闻发布。我们要在十分钟的时间内，为他编造六个不同的谎言。”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首次使用“谎言”这个词。绿簧是无人驾驶的侦查机的编号，主要是拍摄图片，执行间谍侦查任务。约翰递给我一个黄皮本，我拉了个凳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开始飞快地编造谎言，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交流思想，避免出现重复的谎言。第一个谎言显而易见，可能每个人编的都差不多。如果中国对外宣布该事件，我们可以说，这架飞机不是我们的，美国对此毫不知情。第二个谎言是，这是中国国民党的飞机。在约翰奋笔疾书时，我顺便问了一句，“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标记？”
“谁知道呢？”约翰头也不抬地道。第三个谎言是，这是一架教练机，偏离了航线。第四个谎言是，因为天气缘故，飞机偏离了航线。我想起，１９６０年，美国U－２侦查机在俄罗斯坠落。当时因为苏联活捉了飞行员，而且赫鲁晓夫并未立即告诉美国，所以我们的一切谎言并未奏效。这次虽然不可能有飞行员的存在，可是如果中国展示美国的摄像机怎么办？话虽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又编了几个谎言。麦克诺顿看了看表，正好十分钟，随即抓起我的便簿，就往外走，边走边看我的六个谎言。在他正要离开办公室之际，我叫住他，问道：“为什么他不说‘无可奉告’呢？
约翰耸耸肩，说道：“鲍伯不会向媒体说‘无可奉告’。”
几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招呼我到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来。他把我们写的几张纸撕了下来，然后把一本便簿塞到我手中，说道：“鲍伯很喜欢这些谎言。他还想要四个。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又开始奋笔疾书。他离开以后，我想到一个新的谎言，但是其他的却煞费精神。现在我一个都记不起来了。当约翰撕下这几张纸后，正好过了五分钟。我说：“真的，他应该考虑一下向媒体说声“无可奉告”了。你离开之后，我一直在想：“中国现在应该已经发现了飞机的残骸，这足以证明所有的这些叙述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记者们对情报的收集很了解，对谎言也十分厌恶，所以还不如不说呢！”
虽然情况紧急，约翰还是和往常一样，认真听取了我的建议。一边点头赞许，一边说道：“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但我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
九点多一点儿，约翰结束了新闻发布会，回到办公室。我问他事情进展得如何，他说：“简直无法相信。一些人拿出了中方对该事件的报道。实际上，部长采用了你的方法。他说：‘对此我无可奉告’，然后开始回答下一个问题。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做。”
“后来又如何呢？”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0）
“记者们似乎很喜欢他的回答！他们不再继续追问了。”几分钟后，一名五角大楼专职记者离开麦克纳马拉的会议大厅，来到约翰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好在那儿，他对我说：“告诉你的顶头上司，今天的‘无可奉告’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我真没想到，麦克纳马拉居然会这么说。”我总认为，部长的伎俩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记者们知道这些都属于机密情报，因此不想继续探究。其实这并不适用于一切情况。在多数情况下，一句“无可奉告”还不足以打消记者的穷追猛打。就是刚入门的新手也知道那不过是搪塞之词。但是在当时，却往往可以奏效。
要严于律己，不可向其他政府部门官员泄漏机密——这一点已不消再说——还需要考虑周到，善于撒谎。这些是很多工作必备的基本能力。很多人，像我和约翰，都充分具备了上述能力。随之产生了一种保密机制。该机制建立在以往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有着行之有效的程序，可以确保官运亨通。正是因为这种机制，总统才得以执行自己的秘密外交政策。保密程度之高，可能就是那些消息相对灵通的人士，如记者和国会议员，也无法想像。
众所周知，“在华盛顿或是一个民主政权中，根本无法保守秘密”。“不论该机密何等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看到相关报道。”这种说法纯粹是一派谎言。实际上，那些都是捏造的故事，是用来蛊惑和误导记者和广大读者，混淆视听，是保密程序的一部分。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集权制的国家，这些机密最终还会昭示国人。有时候，政府各机构之间为了预算拨款，争风吃醋，导致机密泄漏。更重要的是，在一段特定时间内，了解机密的人越少，保密的能力也会相应降低。保密员常常会说：“两人保密死，三人来保密。”但是事实上，决大多数机密不会泄漏给美国公民。即使这些严密封锁的信息已为敌对国所知，即使需要国会授权动武，即使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政府也不会透露这些机密。广大民众，国会议员和媒体对事实的真相毫不知情。即使这些跟他们息息相关，即使成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