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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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作信念。坚强或者软弱，不是由性格决定的，是由信念决定的。而信念早已超越了自我，像一架马车，拖着渺小虚弱的我飞快地奔跑。虽然我已经不堪其颠簸，不堪其辛劳，但我无力让那马车停下来。我不能不对你好，我只能祈祷让你解脱，好让那架不停奔跑着的马车停下来。
这次手术的彻底失败，是证明了神的无用，还是证明了我的不够虔诚？总之，我庆幸祈祷没有真的灵验。我累了，但马还没累，它拖着我，一直又跑了三年……
世上原本没有孤零零的“你”，只有当“我”，还有“他（她）”存在的时候，才把你称作为“你”，也才有所谓“我们”。
我们的留恋是千丝万缕的，我们的胶着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瓜葛是没有穷尽的……我的坚强在你的忍耐里，你的尊严在我的执着里，你的生命在我余生的记忆里，我的余生在你死亡的阴影里……
你住院期间，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曾经问你：如果我有了别人，你能不能接受？你想了想，回答说，能。
我不知道她何以谈起这个话题，也许是对夫妻伦理的理想主义向往，也许是对情爱观念的形而上探讨，甚至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善意，否则她不会在事后向我描述这番对话。
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我是说，如果你不是重病缠身，也许我会把这看成是一个男人的大度。这样想非常矫情。但我不允许自己从相反的角度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该怎样回答，才更能表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对于我的尊重？如果你说“不能”，我会感到满足呢，还是会指责你自私？我甚至赌气地想，要让你真实地宽容一次、大度一次。
我更加痛恨这个问题。你会敏感地误认为，这不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更槽糕的是，我无法解释。解释是庸俗而可笑的，也是我的自尊和你的自尊不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在我看来，解释就是承诺。
那个朋友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如此在意她的问题和她向我转述的你的回答，她至今不会想到，无意间的伤害，像刺进肉体的一根芒刺，不偏不倚地嵌在心里，持续地隐隐作痛。
说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对同一种理想与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应该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灵提出的。就像接受命运一样，好像我是被特地选出来接受这个命题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一直纠缠着我。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它也许不适合做一篇文章的题目，却实实在在是关于你和我，关于你们和我们的永远的提问。
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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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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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为了寻找这些书他下了很大功夫，有些书不是他的，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晚上读书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夜读的习惯始终没改。后来坐牢，审讯时，预审员让我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我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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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往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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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临死前的那些日子，正值我中年得子。年近三十五岁才决定生个孩子，这其中的理由和原因真是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最终成了一个男孩儿的母亲。我沉浸在做母亲的惶恐和困惑之中。
儿子满月的前几天，我到位于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去看望一凡。那是夏天，病房里很热，单薄的白床单下，凸现出一凡那使陌生人感到尴尬的畸型躯体。一凡的头很大，前额巨宽，眼窝深而目光明亮。这颗沉重的头颅因为装满太多的记忆终于低垂下来。我告诉他儿子的体重，儿子的大名、小名以及他出生后让我失望的丑样子……以往在一凡面前，我总是这样芝麻西瓜一股脑都倒出来，如同倒进一个没底的篮子，不管多么琐碎和无聊从不觉得不好意思。而他总是一如既往地专注和微笑，然后或者劝说或者安慰或者鼓励，我则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我已经习惯了霸道地占有一凡，却很少考虑到他是否能够承受。躺在病床上的一凡仍然听着我的倾诉，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意识到这将是我们的永别。我注定了是个没有悟性的人，对于死神光顾的征兆总是特别迟钝。
对于一凡死前我没能身前身后地照料，死后没能操持后事，我始终感到内疚。但我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绝不会生我的气。我是一个被他宠惯了的女孩儿。在他眼里，不管我多大，只要他活着，我总可以被一个人当成女孩儿。他死了，我现在只能是女人，是母亲，永远不再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了。也许这正是他的死之于我的实质性损失和致命的伤痛所在。所以说，在儿子出生后第四十五天，拖着臃肿而虚弱的身子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时，我哭得那么伤心纯粹是为了自己。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即使是一凡。我这样愿望着，不过说明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的自私和霸道。
回顾走过的道路，对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出现，很难说是纯粹偶然造成的，更不是简单的猎奇所致。对于在少有精神浸润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她随时都企盼着，等待着，准备着遵从内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响应来自心灵的召唤。与一凡，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与那些有了他们的分担，失败便不再显得可怕；没有他们的分享，成功也变得黯然失色的朋友们的相识绝不是偶然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每个女人，都能享有这样一份馈赠，或者是我得天独厚？
无论如何，我感谢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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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往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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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凡，是因为我当年的男朋友总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邻居挂在嘴边。使我好奇的不只因为他残疾，因为他自学成才，而是因为他的古怪和独特。印象最深的是，朋友说，即使有人穿着鞋上一凡的床上去踩，他都不会恼火。我当然不信，朋友便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不气不恼，又写第二次，她还是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写第三第四次，直到她被说服为止。一凡认为，这时候的自尊心无异于虚荣。为了对方，他不在乎自己受伤害，或者说他根本没感觉到受了伤害。
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见面时，是阳光灿烂，还是阴云满天。但我不会忘记，我是怎样因为一凡在一个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现出的腼腆而感到吃惊。他微笑着，涨红了脸，由于多年拄拐而特别大的双手神经质地摸索着桌上的东西，几乎有点儿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一凡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
那时除了睡觉吃饭，一凡总在后院一间房子里工作和待客。那是一间老式的木地板房，一凡常年穿在脚上的高筒翻毛皮鞋踩在上面发出缓慢的吱吱响声。很快，我成了那间屋子的常客。一凡总是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我坐在侧面一把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这样坐着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生，好像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坐着谈话而出生而活着。从下午到黄昏，从傍晚到深夜，话题永远不会枯竭。
一凡的房子用书柜隔开，书柜后面整齐地码放着书刊报纸和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资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熟了我才知道，那是他在“文革”中收集的小报、传单和他到各个大学亲手抄来的大字报底稿。他给我看过一些，其中有的传单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细辨认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写附在原件的后面。每个牛皮纸袋里的纸张都分别编了页码，外面有分类记号。据说，“文革”以后，《光明日报》要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还是一凡提供的。那里还放着一台苏联生产的放像机和冲洗照片用的盘子罐子。为了冲洗照片，后窗常年挂着黑布窗帘，因此光线总是很暗。以后我从他那儿看到的几部手抄本小说，都是一凡用工整小字誊抄，然后在那个角落里翻拍洗印的。
我不知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在“文革”最热闹，也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来往于院校部委之间的一凡该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一凡死后我从他家的保姆那里拿回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几本笔记本、几张儿时的照片和一小部分信件。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惟一保留信件底稿的人。不管写得多长，他总要打底稿，几十年如一日。不是因为他写信不流畅，而是他有保存东西特别是文稿的癖好。我没想到，在我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了一凡写于一九七七年的一封遗书，其中提到：他死后，所有书报和文字资料由我来全权处理。这使我多少有点儿得意甚至骄傲。遗憾的是，一凡刚死，成吨的书报资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当我看到遗书时，那些纸片早已经被送到不知哪个废品站，正等待着被化为纸浆。
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打击。且不说这批资料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不必说我一生中惟一一次遗产继承成了水中捞月、纸上谈兵。最重要的是，它割断了我与一凡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凡不会起死回生，我永远无法在某一天的下午或晚上再见到他，永远无法听到他那有点古怪的声音。能够使我们永不中断联系的，惟有代表着他精神的毕生收藏，而我却无意中将它断送了，再无法凭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懊悔、恼火、心痛欲裂，甚至有一种出卖或者背叛了一凡的感觉，尽管当时我是未出满月的产妇这一事实也不能使我得以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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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往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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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借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仿的楷模，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