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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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出租车，死去的卡夫卡，活跃着的桑塔格，还有新知与故交，行色匆匆的北岛在其间穿行，一会儿吃地道的上海菜，一会儿喝匈牙利牛肉汤；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是中文；和某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狭路相逢。北岛的生活中多是前无来处、后无去向的际遇。一个“在路上”的人，行程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是剪接后的蒙太奇，有场景而没有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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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久违的读者重逢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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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作者，或者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得在比较中进行。就说散文随笔，同样是拿历史说事儿，吴思对历史思考的力度和穿透性无疑比余秋雨不止高出一筹；同样是写人生，哲学界人周国平成了偶像散文家，而文学界人史铁生则用散文架构哲学；拿杨绛本人的散文比较，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那种在现实生活的基调上散发出来的超然的人生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但是，到了《我们仨》，还是散淡，却通篇透露出着一种刻意的游戏氛围。
再回到北岛。正如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前期的诗和他近期的诗加以比较，得出哪个重哪个轻的结论一样，有些人又会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加以比较，得出哪个深哪个浅的结论。因此，《失败之书》出版之后，有些读者有不满足之感。这部分读者认为，他的题材过于狭小，叙事也过于琐碎，与原本印象和期待中那个思想深刻并且富于哲理的北岛有落差。
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有人问：所谓“虚无的压力”指的是什么？有人问：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些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有些人注意到了北岛散文中的幽默、调侃与自嘲，这与传说中严肃得不苟言笑的北岛似乎有所不同；另一些人注意到了北岛散文中的怀旧与怀乡，这与大家熟知的英雄般的诗句北有后的北岛也有所不同。我们不可能在北岛的散文中寻找到宁静的、从容的温情或者夸张的、专注的激情，温情与激情都还在，但却是淡淡的。无处不在的，惟有无可奈何的落寞。正是所谓“虚无的压力”使他处于一种缺乏张力的、失重的状态之中。我们能不能说，“狭小”恰好是他的生存处境的本质，而“琐碎”正是他的心理支柱？如萨特所言；“在忧郁中建立的平衡”。他自己声称，写散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交易行为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了他真实的生活境遇。北岛与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相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来不强调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权，却从来不放弃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特权。与其说他用文字换取生活，不如说他用生活换取生活。
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有一群假定的受众，当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发到编辑的电子邮箱之后，他应该知道，在稍后的某一天，它们将与作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刊的某一版或某一页，出现在订阅者的案头或者床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习惯，但他们在写作时都自然而然地意识着特定的读者的存在。
我想，读者的落差正是来自这里。我们原本并不是作者的假定受众！一个每天操着英语却用中文写作的人，他意识中存在着的，即不是可能成为他对手的读者，也不是可以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读者，他和我们不是以同一个坐标观照生活。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人都可以说北岛的散文好看或不好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北岛的散文好与不好。我是想说，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是我或者你，将怎样面对那样一种生活——孤独，落寞，绝望，拮据，隔绝的屈辱，荣誉的折磨……
另一方面，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成为思想家，说一个诗人有思想也不一定是他最愿意接受的赞美。没有谁说芒克思想深刻，但没有谁不承认芒克是天才诗人。如果你指责一个天才诗人没思想他一定不会抗议，但如果你说他是思想家，说不定他反倒会和你急。正因为北岛回避了宏大的题材，所以避免了云山雾罩的空话和神气活现的大话。就现代汉语的现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低标准。我们可以把北岛写散文，看成是诗人自己给自己放假，或者是写作疲倦后的散步。我愿意将其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我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将它们结集出版，正是对于人们期许中的那个思想者的北岛的反动。他希望以一种平常之心回到家乡，与久违了的读者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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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久违的读者重逢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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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也是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是《失败之书》？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曾试图说服他用他早期的诗作《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运”为本书命名，我觉得，那不但可以唤起人们对于作者的记忆，而且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以“失改之书博大精深”的诗句说服我，我认为以此诠释书名反而过于通俗。
北岛是以失败来概括他文中的人物吗？还是以失败自况？
历史上，不乏因失败而获得成功的伟大人物，有的被失败所造就，有的主动地选择了失败身后却获得了功名。金斯堡生前虽然也狼狈过，但与像卡夫卡、本雅明、梵高这种生前无比失败的人相比，没有什么失败可言。当然，不是失败者并不意味着就是它的反面成功者。李尔克也说过，“没有什么成功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但是，像洛尔迦这样优秀的人民诗人，死得又是何其荒谬！可见，失败与成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更经常是互为悖论的。
有记者问，《失败之书》是不是“（北岛）生活的堕落”，北岛的回应是：“在一个追求物质化全球化的完美之夜里，我的书是一种沉沦，一种堕落，在其中留下了对完美之夜显得多余的动作与阴影。”这可以理解为是他在抽象的诗人语境中、在西方的语境中对于失败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阐释。但在我看来，在并不完美之夜，说《失败之书》中的“沉沦”与“堕落”“是多余的动作与阴影”却显得过于诗意了。
《失败之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书城》杂志记者2002年在波士顿对北岛进行的专访，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他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那些诗“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如果北岛仅从文学的角度否定自己的前期诗歌，应该是正常的。但是，这多少伤害了甚至冒犯了那些一直热爱着他的读者。
不愿意接受对他前期诗歌的否定，与其说是出于文学的理由，不如说是出于历史的理由；与其说是出于理性，不如说是出于情感。因为，虽然看起来产生和传播那些诗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些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观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诗歌本身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着。而北岛却改变了，或者说北岛对于诗歌的价值判断改变了。诗人自然会更多地从诗歌本身评价诗歌的好与不好。但是，诗人有诗人的一厢情愿，读者有读者的一厢情愿。北岛的成名是历史的选择，历史不负责鉴定诗歌的好与不好，历史只管一种文学现象的重要与不重要。所以，如同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北岛对早期诗歌的自我的否定一样，北岛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放弃对早期诗歌的肯定。我不知道文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情况，这本质上应该是作家与生活、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文学史家研究的一个课题。
诗人从来是与社会和读者保持距离的，往往距离越大，其作品的成就也越大。北岛早期的诗歌之所以影响巨大，正是因为他的超越性。当年，北岛从共同走上诗歌道路的同时代诗人中，曾经完成了时间的超越，因此，被记住的是北岛而不是别人。如今，北岛面临的挑战则是，是否能够完成空间的跨越？如果说，惟美，惟思想，惟技巧，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作家、诗人，在自己的美学追求之外，该如何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呢？毕竟，他“得天独厚”地满世界跑了一大圈，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
在同一篇访谈中，北岛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然而，在摆脱革命话语之后，如何建构“非革命”的话语呢？这是我和很多人的难题，我相信也是北岛的难题。我猜想，否定早期诗歌的北岛，也许不习惯再谈“使命”，但事实上，他已经向自己和整整一代人提出了这一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