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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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儿，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家人般亲密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芒克家里，他们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奔丧，据说他哭得比亲生儿子还伤心。
人们常常把粗犷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癖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
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魅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一九七○年开始写诗，一九七三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者，也不是文人。他不像大部分文人那么脆弱，也不像小部分文人那么虚伪。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在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在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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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青春路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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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
至今仍然不能忘记，龚巧明从四川来北京，我们仨一同去爬香山的鬼见愁，记得中午在山上吃饭，巧明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半碗饭吃了一个多小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万之则说，“我都看惯了，她从小就这样。”原来他是比巧明大一辈的亲戚。
还不能忘记，他到我家做客，知道他有点儿“洋派”，在这伙人里，他是惟一可以用英文与老外交谈的人。可那时没有速溶咖啡，更没有咖啡壶，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粉，喝起来尽是渣子，实在是附庸风雅得可以。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他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迈平的小说具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是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认识，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一种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迈平一九八六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并欣赏他的才华；他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他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从来都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在得知我丈夫去世时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份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友谊，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惟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活动。但是，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氛围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惟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有深刻的怀疑，又对人生充满乐观的态度。可以想象，迈平活得何等尴尬和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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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青春路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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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
与晓青交往始于《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经历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我曾见振开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
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解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我只好承认百分之百不懂。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