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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世界船王包玉刚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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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与条约有关的严格法律问题上仍然存有分歧,但那并不致影响香港现
时和1997 年后的实际地位。

下过,由于部份人士急欲要求看到香港问题的正式解决,我相信是可以
找出一些方法去克服这些看来是棘手(我以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分歧问题,
或者由双方作出法理上的认同表示。如果可以那样做的后,当然最好不过,
但我个人对两国政府最近就保持香港的现状所表示的关注和兴趣,已经非常
满意。我又相信,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为一个16 年后的日子过分忧虑。

在短时期内令我更担忧的,反而是在一些国家内,投资的兴趣或者很狂
热,但却似乎忽略了一些令投资者冒上严重风险的潜在因素。

就让我以伊朗最近的经验为例,请问在座各位熟练的观察家中,又有多
少能够肯定地预测那些目前似乎没有任何经济或其他困难的国家,在未来不
会有根本的变化呢?因此,我会建议大家最好改变一下思想习惯,接受今天
的现状,不再对1997 年问题作无谓的担忧。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
维持香港的现状,同时激发起传统上对这个地方的信心。这又可反过来帮助
香港对中国提供利益,从而更能保证香港的前途。

我在这里想起了“桂冠诗人”艾青在1981 年3 月28 日于《人民日报》
上发表以《香港》为题的诗。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首诗的初稿完成于1980
年8 月,而在1981 年2 月21 日再修订,刚好发表在卡灵顿勋爵访华前夕。
诗的最后几行写道:

你是祖国进出口的孔道;

你是货物交流的场所;

你是友好往来的纽带;

你是走向五洲四海的桥梁;

多少年来,你为祖国,

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


坦白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以诗句为其他地方作出同样的感情流露,以
表达我们对保持现状能带来好处的感受。相对来说,我会觉得这些诗句比大
量的数字、专家的分析或外交上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更具保证的意义。
4 月8 日,一家本地报章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剃刀边缘上的
一个舒适座位》。它指出我们部分的成功,可能应该归功于香港的现状仍悬
而未决这个事实——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冒险和赌博,香港也就成为个更
快获利和更可取的投资地方。由于我为人谨慎,对上述的看法就不敢苟同,
但我以为我也宁愿坐上一张不舒适的沙发椅上——由于不舒适因此我不会自
满自得,但那张椅最低限度要够阔和够舒服,使我坐下时不致受伤,及令我
感到如坐家中。

我们在香港经历了很多变迁——由最初香港只是一个颇为浪漫但难辛的
帝国前哨站,之后又成为了许多被迫逃往其他乐园的火车站。今日的香港已
经不同了——她已经成为过去30 年来流入香港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的一个真
正家园和基地;他们的子女亦愿意留下来,或者出洋留学之后,很高兴回来
谋生。今日能够提供的营业机会,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轻易媲美的。虽然我们
都喜欢慨叹香港的生活质素每况愈下,但我们必须承认,作为补偿,香港又
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香港的投资正不断增加

尽管很多人谈及1997 年后香港仍然会生存下去,但最能反映大众感受
的,却是在香港的投资不断增加。有关这方面,代想你们其中必然有人会对
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感到兴趣。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并
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香
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转
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因
此,假如香港的纺织、船务或者银行界收购其他地方的资产或企业,那也只
不过反映了香港的经济力量,以及我们已经进入了跨国企业的行列。

香港成功的因素

我不打算在此谈得大多有关香港成功的原因;相信你们对香港的环境亦
已甚熟悉。我只想说我们很多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港督在过去困难的10 年中
出色的领导(很遗憾港督麦理浩爵士:年内就会离开我们)。同时,其他深
切了解造成香港兴衰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高级官员,亦居功不少。开放的市
场经济亦对我们的成就有很大帮助。过去多年来,我们赢取的赞誉可能要比
批评为多。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应受赞誉所迷惑,无论商界或政府,都要尽
更大努力,确保社会安定。对于因急速的人口增长、贸易的增加和更复杂的
下一代而带来的压力,我们应该保持高度敏锐的反应。此外,我们也不要忘
记,香港时常都会因卷入别人的斗争中而受到损害。

成功固然会造成优势,也会引起别人注视。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由“多
种纤维协定”所引起的问题;你们也可能听过“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正
在推行一个所谓“新国际经济秩序”。他们最近提出的建议,涉及货运的分
配和逐步废除公开登记(即所谓方便旗)的问题,对香港的船东影响很大。


作为“国际独立船东联会”的主席,我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对于一个出身
香港,在自由企业制度下成长和从事国际业务的我来说,实在很难理解这些
建议背后的逻辑。他们似乎相信,利用有限资源的最佳方法是取消竞争和建
立经营该行业务的障碍。

保护主义毫不足取

保护主义的政策,就是在最佳的时候,也只是承认失败的表现。但当这
些政策被施加于一个经已证明是有效率、有弹性和总能保持高度竞争性的行
业时,我们不单要问政治口号是否已经完全蒙蔽了经济的现实情况。方便旗
的逐步取缔,正正适得其反,它禁制了一个证明为世界贸易提供了较低运输
成本和为发展中国家的海员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经营。方便旗受到怀疑,因
为它受到的管制比挂传统旗为少。有趣的是,对于废除方便旗这个建议作出
反应的不单只是正在使用它的人(自然他们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亦来
自那些与传统航运利益有关的国家,因为他们发觉,废除方便旗就等于取消
我们的业务!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的努力表面上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出奇
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航运业方面的发展却非常的好。根据“国际独立船东联
会”的研究,为首的十个第三世界海运国船队的每年增长率是17。6%,而
同期利比亚和巴拿马的每年增长率是12。3%,至于十大已发展国家的船队
每年增长率则为7。5%。当然,我们亦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起步的规限较
少,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也否定了“联合国贸易
及发展会议”所谓的第三国家航运业的扩展受到已发展国家操纵了经济力量
的船东及货运集团所抑制的说法。现时的所谓调整,完全是麻烦和人力的市
场分配计划,不独会破坏现货市场的灵活性,而且由于制造了空仓,结果大
大提高了运输成本。

最近,似乎支持这个论调的“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和某些国家的官
员的态度已经软化下来。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航运界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我们
对发展中国家的航运业提出了积极和公开的建议,鼓励他们以私人企业为基
础经营。我们相信由私人企业经营会更有效率,而无需任何援助及不必要的
市场限制。现时争论仍未完结,但我们已经令官方明白到,国际航运的业务
那么复杂,最好还是让自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最适当的经营方面。在香
港谈这番话,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些普通常识,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虽然
香港做生意的方法受到世界其他各地钦羡,但似乎却很少人知道,除了令人
鼓舞的政治环境外,我们能够由无到有,也付出了辛劳和技术!

我的信念

对许多未必全然有关的问题,我以为己谈了不少,可供你们参考。以下
让我总结一下我自己主要的信念——

1、我以为香港可以担当的角色,远超未来的16 年之外,当然我们大家
都要明白到自己的责任,努力去维持本港的进步、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2、我相信杰出和明智的香港政府(尽管不是民选的)会采纳实际和自
由的经济政策,并且继续了解到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居民的需要;


3、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过去,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尽力学习香港的例子。
虽然我知道引致香港成功的因素不容易全部移植,但他们起码可以学习部分
香港成功的因素。因此,我相信透过在己发展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收购和参
与,香港的利益可以扩展至国际,而如果有任何障碍的话,我们会尽力把它
扫除;

4、最后,我亦深信航运自由的逻辑,甚至今天的批评者,将来最终亦
会接纳。

卓越冠群成就赫赫

玛格丽特·撒切尔(前英国首相)

我本人对包玉刚爵士极为敬佩,我大夫和我结识他颇有年头了。

包上刚爵士出类拔萃的才能得到全球认可,口碑甚佳。然而在香港——
该地区具有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气质——他的成就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香
港为他非凡的企业家才干与精力达到巅峰提供了种种方便。

包玉刚爵士亲眼目睹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他的企业蓬勃发展。他的
功绩——在广泛的领域中包括海运、陆运、空运、金融与保险、旅馆业与房
地产——映射出香港作为贸易、制造和金融中心,在战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
成功。

包玉刚爵士的拳拳爱心远远超越商业与金融世界的范围。他是香港慈善
团体与艺术界急公好义的赞助人。他对高等教育及学习尤为兴趣盎然,不光
局限为香港造福,而且向世界各地送暖。他决定在家乡宁波创建的一所大学,
是他慷慨大度与卓有远见的见证。他为我国许多教育项目奔波操劳,对此我
们深表谢意。

这本传记恰如其分地赞誉了一位卓越冠群、成就赫赫的人物。

(此文为撒切尔夫人为英文版《包玉刚传》写的序言节选)


包玉刚大事年表

1918 年
农历10 月13 日在浙江宁波钟包村出生。
1926 年
9 月在叶氏中兴学校入学。
1931 年

从宁波赴汉口,完在包兆龙的平和鞋帽庄学生意,后进英商安利洋行保
险部做实习生。
1938 年

从汉口去上海加入中央信托局。
1939 年
在赴昆明途中首次经过香港。
1940 年
与黄秀英女士结为夫妻。
1942 年
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经理。1944 

任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
1945 年
从重庆到上海,任上海市银行营业部经理、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1948 年
包兆龙出售民丰造纸厂,同家人移居香港。1949 年
3 月包玉刚移居香港,从事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任新联公司总经理。

1955 年
购买第一条船“金安”号(8700 载重吨),创建环球航运集团。
1958 年
任命李唯勇为伦敦公司负责人。
1960 年
参股于会德丰、马登公司控制的亚洲航业有限公司。
1961 年
建造第一艘货轮“东梅”号(18,000 载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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