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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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与条约有关的严格法律问题上仍然存有分歧，但那并不致影响香港现
时和1997　年后的实际地位。

下过，由于部份人士急欲要求看到香港问题的正式解决，我相信是可以
找出一些方法去克服这些看来是棘手（我以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分歧问题，
或者由双方作出法理上的认同表示。如果可以那样做的后，当然最好不过，
但我个人对两国政府最近就保持香港的现状所表示的关注和兴趣，已经非常
满意。我又相信，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为一个16　年后的日子过分忧虑。

在短时期内令我更担忧的，反而是在一些国家内，投资的兴趣或者很狂
热，但却似乎忽略了一些令投资者冒上严重风险的潜在因素。

就让我以伊朗最近的经验为例，请问在座各位熟练的观察家中，又有多
少能够肯定地预测那些目前似乎没有任何经济或其他困难的国家，在未来不
会有根本的变化呢？因此，我会建议大家最好改变一下思想习惯，接受今天
的现状，不再对1997　年问题作无谓的担忧。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
维持香港的现状，同时激发起传统上对这个地方的信心。这又可反过来帮助
香港对中国提供利益，从而更能保证香港的前途。

我在这里想起了“桂冠诗人”艾青在1981　年3　月28　日于《人民日报》
上发表以《香港》为题的诗。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首诗的初稿完成于1980
年8　月，而在1981　年2　月21　日再修订，刚好发表在卡灵顿勋爵访华前夕。
诗的最后几行写道：

你是祖国进出口的孔道；

你是货物交流的场所；

你是友好往来的纽带；

你是走向五洲四海的桥梁；

多少年来，你为祖国，

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


坦白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以诗句为其他地方作出同样的感情流露，以
表达我们对保持现状能带来好处的感受。相对来说，我会觉得这些诗句比大
量的数字、专家的分析或外交上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更具保证的意义。
4　月8　日，一家本地报章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剃刀边缘上的
一个舒适座位》。它指出我们部分的成功，可能应该归功于香港的现状仍悬
而未决这个事实——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冒险和赌博，香港也就成为个更
快获利和更可取的投资地方。由于我为人谨慎，对上述的看法就不敢苟同，
但我以为我也宁愿坐上一张不舒适的沙发椅上——由于不舒适因此我不会自
满自得，但那张椅最低限度要够阔和够舒服，使我坐下时不致受伤，及令我
感到如坐家中。

我们在香港经历了很多变迁——由最初香港只是一个颇为浪漫但难辛的
帝国前哨站，之后又成为了许多被迫逃往其他乐园的火车站。今日的香港已
经不同了——她已经成为过去30　年来流入香港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的一个真
正家园和基地；他们的子女亦愿意留下来，或者出洋留学之后，很高兴回来
谋生。今日能够提供的营业机会，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轻易媲美的。虽然我们
都喜欢慨叹香港的生活质素每况愈下，但我们必须承认，作为补偿，香港又
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香港的投资正不断增加

尽管很多人谈及1997　年后香港仍然会生存下去，但最能反映大众感受
的，却是在香港的投资不断增加。有关这方面，代想你们其中必然有人会对
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感到兴趣。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并
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香
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转
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因
此，假如香港的纺织、船务或者银行界收购其他地方的资产或企业，那也只
不过反映了香港的经济力量，以及我们已经进入了跨国企业的行列。

香港成功的因素

我不打算在此谈得大多有关香港成功的原因；相信你们对香港的环境亦
已甚熟悉。我只想说我们很多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港督在过去困难的10　年中
出色的领导（很遗憾港督麦理浩爵士：年内就会离开我们）。同时，其他深
切了解造成香港兴衰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高级官员，亦居功不少。开放的市
场经济亦对我们的成就有很大帮助。过去多年来，我们赢取的赞誉可能要比
批评为多。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应受赞誉所迷惑，无论商界或政府，都要尽
更大努力，确保社会安定。对于因急速的人口增长、贸易的增加和更复杂的
下一代而带来的压力，我们应该保持高度敏锐的反应。此外，我们也不要忘
记，香港时常都会因卷入别人的斗争中而受到损害。

成功固然会造成优势，也会引起别人注视。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由“多
种纤维协定”所引起的问题；你们也可能听过“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正
在推行一个所谓“新国际经济秩序”。他们最近提出的建议，涉及货运的分
配和逐步废除公开登记（即所谓方便旗）的问题，对香港的船东影响很大。


作为“国际独立船东联会”的主席，我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对于一个出身
香港，在自由企业制度下成长和从事国际业务的我来说，实在很难理解这些
建议背后的逻辑。他们似乎相信，利用有限资源的最佳方法是取消竞争和建
立经营该行业务的障碍。

保护主义毫不足取

保护主义的政策，就是在最佳的时候，也只是承认失败的表现。但当这
些政策被施加于一个经已证明是有效率、有弹性和总能保持高度竞争性的行
业时，我们不单要问政治口号是否已经完全蒙蔽了经济的现实情况。方便旗
的逐步取缔，正正适得其反，它禁制了一个证明为世界贸易提供了较低运输
成本和为发展中国家的海员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经营。方便旗受到怀疑，因
为它受到的管制比挂传统旗为少。有趣的是，对于废除方便旗这个建议作出
反应的不单只是正在使用它的人（自然他们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亦来
自那些与传统航运利益有关的国家，因为他们发觉，废除方便旗就等于取消
我们的业务！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的努力表面上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出奇
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航运业方面的发展却非常的好。根据“国际独立船东联
会”的研究，为首的十个第三世界海运国船队的每年增长率是17。6％，而
同期利比亚和巴拿马的每年增长率是12。3％，至于十大已发展国家的船队
每年增长率则为7。5％。当然，我们亦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起步的规限较
少，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也否定了“联合国贸易
及发展会议”所谓的第三国家航运业的扩展受到已发展国家操纵了经济力量
的船东及货运集团所抑制的说法。现时的所谓调整，完全是麻烦和人力的市
场分配计划，不独会破坏现货市场的灵活性，而且由于制造了空仓，结果大
大提高了运输成本。

最近，似乎支持这个论调的“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和某些国家的官
员的态度已经软化下来。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航运界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我们
对发展中国家的航运业提出了积极和公开的建议，鼓励他们以私人企业为基
础经营。我们相信由私人企业经营会更有效率，而无需任何援助及不必要的
市场限制。现时争论仍未完结，但我们已经令官方明白到，国际航运的业务
那么复杂，最好还是让自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最适当的经营方面。在香
港谈这番话，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些普通常识，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虽然
香港做生意的方法受到世界其他各地钦羡，但似乎却很少人知道，除了令人
鼓舞的政治环境外，我们能够由无到有，也付出了辛劳和技术！

我的信念

对许多未必全然有关的问题，我以为己谈了不少，可供你们参考。以下
让我总结一下我自己主要的信念——

1、我以为香港可以担当的角色，远超未来的16　年之外，当然我们大家
都要明白到自己的责任，努力去维持本港的进步、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2、我相信杰出和明智的香港政府（尽管不是民选的）会采纳实际和自
由的经济政策，并且继续了解到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居民的需要；


3、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过去，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尽力学习香港的例子。
虽然我知道引致香港成功的因素不容易全部移植，但他们起码可以学习部分
香港成功的因素。因此，我相信透过在己发展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收购和参
与，香港的利益可以扩展至国际，而如果有任何障碍的话，我们会尽力把它
扫除；

4、最后，我亦深信航运自由的逻辑，甚至今天的批评者，将来最终亦
会接纳。

卓越冠群成就赫赫

玛格丽特·撒切尔（前英国首相）

我本人对包玉刚爵士极为敬佩，我大夫和我结识他颇有年头了。

包上刚爵士出类拔萃的才能得到全球认可，口碑甚佳。然而在香港——
该地区具有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气质——他的成就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香
港为他非凡的企业家才干与精力达到巅峰提供了种种方便。

包玉刚爵士亲眼目睹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他的企业蓬勃发展。他的
功绩——在广泛的领域中包括海运、陆运、空运、金融与保险、旅馆业与房
地产——映射出香港作为贸易、制造和金融中心，在战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
成功。

包玉刚爵士的拳拳爱心远远超越商业与金融世界的范围。他是香港慈善
团体与艺术界急公好义的赞助人。他对高等教育及学习尤为兴趣盎然，不光
局限为香港造福，而且向世界各地送暖。他决定在家乡宁波创建的一所大学，
是他慷慨大度与卓有远见的见证。他为我国许多教育项目奔波操劳，对此我
们深表谢意。

这本传记恰如其分地赞誉了一位卓越冠群、成就赫赫的人物。

（此文为撒切尔夫人为英文版《包玉刚传》写的序言节选）


包玉刚大事年表

1918　年
农历10　月13　日在浙江宁波钟包村出生。
1926　年
9　月在叶氏中兴学校入学。
1931　年

从宁波赴汉口，完在包兆龙的平和鞋帽庄学生意，后进英商安利洋行保
险部做实习生。
1938　年

从汉口去上海加入中央信托局。
1939　年
在赴昆明途中首次经过香港。
1940　年
与黄秀英女士结为夫妻。
1942　年
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经理。1944　
年
任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
1945　年
从重庆到上海，任上海市银行营业部经理、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1948　年
包兆龙出售民丰造纸厂，同家人移居香港。1949　年
3　月包玉刚移居香港，从事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任新联公司总经理。

1955　年
购买第一条船“金安”号（8700　载重吨），创建环球航运集团。
1958　年
任命李唯勇为伦敦公司负责人。
1960　年
参股于会德丰、马登公司控制的亚洲航业有限公司。
1961　年
建造第一艘货轮“东梅”号（18，000　载重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