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弗洛伊德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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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见解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那时候，他已经看出梦和神经质病在构造上的相似之点。他在信中说：“梦包含着简要的神经质病的心理学。”　
　　对于梦的解析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在“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重要原逐的指引下逐步取得的。这一过程显示，由于对于梦的解析是从医疗实践中直接导引出来的，所以，它和自我分析过程一样，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围绕着潜意识问题而进行。这一特点，使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活动始终沿着健康的、科学的轨道发展下去，以致使他能够通过对梦的解析的完成，终于全面地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　
　　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及要写一本有关梦的书的念头，是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上，那是在他的自我分析真正开始前的几个月。可见，自我分析与梦的解析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这也表明，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作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盲目冲动的偶然结果；它们都有一段相当充分的酝酿阶段。早在一八九五年夏天弗洛伊德就产生了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之最初行动。接着，经过两年的反复实践和摸索，终于从一八九七年夏季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宣布说，他要强迫自己去写一本《梦的解析》的著作，以便彻底地使自己从一年前丧父产生的悲哀心情中解脱出来。　
　　弗洛伊德写《梦的解析》以前，不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作了相当充分的资料准备。他早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写信给弗莱斯以前，就已经查遍了心理学史上有关梦的许多资料。他高兴地发现，在那以前，还没有人把梦看作是“愿望的实现”。他为了深入了解梦的本质，不辞劳苦地翻阅了自古希腊以来许多学者和普通人对于梦的观点。　
　　对于以往的各种观念，弗洛伊德始终都采取谨慎的研究和分析态度。只要在这些观点中包含有一点的科学精神，弗洛伊德就给予密切的注意。　
　　例如，弗洛伊德对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梦的研究成果就十分重视。他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中就曾提及梦。当时他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论，而是一种“精神过剩”的产物。他所谓的“精神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是仍然受到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法则的控制。　
　　弗洛伊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赞赏并非偶然。因为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梦的真正本质，但他至少排除了关于梦的“超自然”本质的谬沦，而把梦径直归结为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甚至试图从人的肉体感官的特殊感受中寻找梦的内容的来源。这在公元前五世纪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弗洛伊德发现，在他以前，人们确实不很重视对梦的观象进行考察，以致使他感到从原始时代起，到十九世纪为止，在对于梦的解释的问题上，反科学的、宗教迷信的观念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他深怀感慨地说：“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对梦的看法，迄今为止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发出的启示，并因此断言超自然的鬼神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梦是预卜他们的未来命运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形形色色的关于梦的看法的历史性探讨，使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即人们对梦的解释乃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说：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对一般事物的看法。　
　　弗洛伊德还看到，人们对梦的看法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正如他所说：“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整个宇宙和灵魂的看法。”　
　　使弗洛伊德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当近代科学有了相应的长足进步的时候，那些反科学的迷信观念仍然充斥社会，而那些自称是“有学问”的哲学家们也竟为这些荒谬观念呐喊。　
　　我们由此看到，推动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思想动力是他对种种反科学的宗教迷信观念的厌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从不相信鬼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这个物质世界的内在规律性是可以认识清楚的。即使是无形的人类心里活动，也可以在人的机体内找出其内在的客观根源。梦，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或虚幻的现象，它是人体内的复杂精神活动的一个特殊表现，其根源和人的其余精神活动一样，是在心理世界的潜意识深处；而这种潜意识，既不是灵魂的“显现”，又不是人体之外的“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类早年实践活动的浓缩品和沉淀物，不论从个人或人类种族发展系列而言，归根到底，它都是实践的产物。　
　　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活动，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使梦和整个人类心理的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于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活动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准备，所以，从一八九七年秋到一八九八年二月底以前，弗洛伊德顺利地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前几章的写作。弗洛伊德在谈到这段写作过程时说：“看起来这一部分还很不错。它使我比预期的更深入到心理学中去，我所增益的部分是属于哲学方面的。”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以前，他终于完成了《梦的解析》的第一部分。显然，这一部分是在经历深思熟虑和长期准备之后，一气呵成写出的。弗洛伊德自豪地说，“无疑地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　
　　三月十日，弗洛伊德对未来要写的部分进行反复思索。他说：“对我来说，愿望之实现这个学说，只给我们心理学的解答，却没给我们生物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答。”他所指的“形而上学的解答”，指的是不久以前已经提出来的关于意识的内在构成的学说。弗洛伊德说：“依我看，就生物学观点而言，梦完全是从人的史前时代（即一至三岁）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也正是潜意识的发源地，亦即是精神神经病病源的唯一出处。而这一时期往往是正常人毫无记忆的部分。这和歇斯底里症相雷同。于是我拟就一个公式——在幼儿时期所见者，可以产生将来的梦；所听者，可以产生将来的幻觉；而所经验到的性事，则产生将来的精神性神经病。人类重复幼儿时期的经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愿望的实现。近期新起的愿望，只有和那时期的事物有相关连时（或者是那时期的愿望的演化物，或者和那时期的愿望融合为一），才会造成梦。”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写作时的那种无时不在钻研的、奔驰般的心灵。弗洛伊德和任何一个有刻苦钻研和谦虚精神的真正科学家一样，深知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答，不管多么精采、多么深刻，都不能看作到达此点后似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有关的问题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推敲已得的结论，找出它的不足之处，引出另一个考验该项解答的新问题来。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宣称已经完成该书的第三部分，即有关梦的结构部分。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弗洛伊德停下该书的写作，而着手写有关一般心理学的论文。奇怪的是，他从心理学的写作中，发现从变态心理学得来的研究成果，比从梦里得来的，还要有助益。显然，他在写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时，遇到了麻烦。所以，他停顿了一段时间，而且，由于这本书涉及到了他个人及其家庭的许多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的内幕，所以，他似乎躇踌不前，不打算将它们公诸于世。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他在一封信中说，他试图分辨梦的本质和歇斯底里的症状，因为两者同样都是实现愿望的改装。他的结论是在梦里只有被压抑的愿望存在，而在歇斯底里的症状中，则是被压抑的愿望及其压抑物之间的妥协。在这里，他首次使用“自罚”作为例子来说明后者。这件事以后不久，他才在”责罚的梦”中，发现梦中也有那种妥协的存在。　
　　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弗洛伊德又突然以“没有特别的理由”，重新燃起对写作《梦的解析》一书的热情，并决定将它出版，还表示要在七月底之前一切就绪付梓。他说：“我想，所有的借故推托都是没有用的，我这个大发现可能是唯一能使我有钱活下去的支持物。我可不能把它占为己有，而去挨饿。”　
　　大体说来，这本有关梦的著作写得相当好。有一次，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问他哪些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他从书架上拿出《梦的解析》与《性学三论》来，说：“我希望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能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学说而很快就过时。但是，那一本书就得流传很久一些。”接着，他又笑着补充说：“我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发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孩子有性感触这件事，每一个保姆都是知道的；而夜梦和白日梦一样，它代表愿望的实现这件事，原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梦的解析》的出版，就象一把火炬一样照亮了人类心理生活的深穴，揭示了许多隐藏在心理深层的奥秘。它不但为人类潜意识的学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且也建立了探讨这个远比人类意识更对实际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潜意识的新里程碑。此外，这本书还包含了许多对文学、神话、教育等领域有启示性的新观点，触发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灵感。　
　　这本书所涉及的面很广泛，几乎可以说，它是包罗万象的。它的主题——对梦的研究是以无比精辟的科学方法展示出来的，它的推理是遵循着严谨的逻辑的，所以，它的结论，自出版之日起，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结论作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这在科学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梦的解析》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只有最后一章，即讨论梦的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第七章，给弗洛伊德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是总结性的、理论性很高的部分，因此，不但在写的过程中最吃力，而且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最晦涩、最难懂的部分，但它却是该书的精华所在。弗洛伊德在写这一部分以前，本来就先存畏惧，不过写作上了轨道，他就写得很快。他说“象做梦似的”，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于九月上旬完成了。　
　　当弗洛伊德把全书写完，把稿子送去付印时，仿佛是和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分离似的，怅然若失。六个月之后，他曾在信上说。每当他遇到烦闷不乐的时光，每想到身后留下了这本书，他也就感到心安理得了。　
　　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他在十月二十七日之前给弗莱斯寄了一份校稿样本。那本书实际上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但出版商故意在封面上注明一九零零年出版。扉页上的题辞是录自魏吉尔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