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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传记]弗洛伊德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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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衰弱,如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一样,可以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可卡因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弗洛伊德曾经亲自服用可卡因,检验可卡因对人的神经系统所起的振奋作用。他在一封给玛莎的信中说:“在我最近患神经衰弱症时,我再次服用可柯(Coca,可卡因就是用可柯树叶提炼出来的有机盐基,一般在医学上用作局部麻醉用),而很少量的药剂就可以给我提神达到很兴奋的程度。我现在就是正在收集关于这个富有魔力的物质的资料。”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向一位年轻眼科医生建议用可卡因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药。不久,他得知他的另一位朋友、眼科医生卡尔·柯勒已经成功地把可卡因用作眼科手术的麻醉剂。 
  接着,弗洛伊德又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人上瘾,就象吗啡可以使人上瘾那样。当弗洛伊德发现他的朋友弗莱舍尔因右手手术而上了吗啡瘾的时候,他建议弗莱舍尔用可卡因治疗。果然,弗莱舍尔服用可卡因后,立即断了吗啡瘾。从那以后,弗洛伊德用可卡因治疗各种神经系统失调症,诸如海上晕船和三叉神经痛等等。弗洛伊德研究可卡因的成果,再次证明他是希望取得神经病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的。 
  一八八五年四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的结果是青光眼。第二天,弗洛伊德请另一位更有经验的眼科医生柯尼斯坦给他爸爸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应用可卡因的先驱。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患病的父亲做成功的眼科手术而高兴。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八八五年春天,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根据德国和奥地利大学的规定,弗洛伊德所担任的只是无报酬的讲师职务,这种职务的讲师无权参加系里召集的会议,也不付给工资。他只能为一些医学系班级主持供学生选修的专题。任这一职务的教师虽然没有报酬,但往往很受尊敬。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才有资格任这种职务;而且,只要任这一职务,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有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的希望。 
  这次弗洛伊德之所以能获得这项荣誉职务主要是由于他个人在神经系统病理学方面的卓越成果,同时,也由于布吕克教授、梅纳特教授及诺斯纳格教授的推荐。布吕克教授在写给医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弗洛伊德医生写的关于显微镜解剖学论文已被公认为优秀的成果……我很了解他的工作,我准备签署任何一个关于推荐他的申请书。”布吕克教授还写道:“弗洛伊德医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有严正和沉着的性格,他在神经解剖学方面是一位优秀工作者,他具有高度的机巧,敏锐的目光,透彻的知识和细腻的推导方法以及表现出高度组织能力的写作手法。他的发现得到了公认,他的演讲风格是透彻明确的。在他身上,科学研究人员的品质同优秀教师的品质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在讨论任命弗洛伊德讲师职务的会上,终于以二十一比一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弗洛伊德的任命状。 
  到一八八五年二月为止,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神经病科工作了十四个月。全科医院院长通知他说,神经病科主任希望他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弗洛伊德与这位神经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在此以前,神经病科主任舒尔兹一直与弗洛伊德问意见。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长期留在神经病科,因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利于巩固他自己的主任职位。他们俩的矛盾早已传遍医院,这次决定把弗洛伊德调走,弗洛伊德曾提出强烈抗议,但无济于事。 
  一八八五年三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转入该院眼科。在这里,他工作了三个月。六月,他转入皮肤科。在未转入皮肤科以前,奥柏尔斯泰纳请他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稍微增加他的收入。这里的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很喜欢这里的周围环境。这里有优美的山区和森林,这个私人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院内有六十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发狂症。 
  正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准备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未来的家庭的所在地的时候,弗洛伊德接到了赴法深造的通知。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的又一个新转折点。这意味着,弗洛伊德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研究神经病和精神分析的事业正式开始了。这事发生在一八八五年秋。 






 



 




 第六章 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




  在一八八五年以前多年的研究和初期医疗实践中,弗洛伊德积累了治疗神经病症的丰富经验,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科学成果。早在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已经写道:“我已经逐渐地把成为一个神经病治疗专家作为我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弗洛伊德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他已经“以诊断的正确,及死后解剖证实率高而闻名”。 
  在弗洛伊德担任神经病科医生期间,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病病理学方面。他在这段时间内,曾连续在《医药科学中心杂志》、《解剖学和生理学文库》以及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大脑》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受到了神经病理学界的广泛重视。他的论文很快被译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与俄文。 
  弗洛伊德在神经病学方面的成果是从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工作开始的。虽然当时他的研究专题是鱼类的神经细胞,但已经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布吕克生理实验室的初期实践都是他的真正科学研究活动的良好开端。后来,梅纳特教授又给了他进一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系统病理的机会。一八八五年,在《神经病学中心杂志》发表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理学论文,第二篇类似论文发表在同一期刊的一八八六年三月号上,第三篇论文发表在耳科疾病专门研究杂志的一八八六年九月号上。所有这些论文都集中地研究听觉神经的病理学问题。弗洛伊德以五至六个月的胎儿听觉神经纤维为主要解剖材料,进行了严密而细致的分析。这些论文虽然都是研究听觉神经,但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是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条头盖神经及它们的三叉神经根,所有这些神经都同脊髓上的后根神经节相对应。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组织学和临床方面的经验及研究成果,弗洛伊德在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讲师后不久,被布吕克教授推荐享受一笔为数可观的留学奖学金,前往巴黎,做当时最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沙考特的学生。 
  留学奖学金是二百四十美元,可以足够维持六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一八八五年八月底,弗洛伊德经历了三年零一个月的辛勤工作以后,终于离开了维也纳全科医院,前往巴黎。这意味着:他的一般性的初期医学实践结束了,他迈入了一个更加专门的研究领域——神经病学。 
  一八八五年秋,弗洛伊德到达巴黎。沙考特是医学史上空前未有的神经病学专家,在当时,凡是能做他的学生的人,就等于获得了终生的“护身符”,从此可以通行无阻地出入医学界而受到尊敬。人们会竖起大拇指赞扬沙考特的任何一位徒弟。在沙考特的领导下,法国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成了举世瞩目的神经病学圣地。弗洛伊德到巴黎后,拜见了他,做他的学生,并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实习。 
  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弗洛伊德到巴黎后,写信给玛莎说:“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个学者。”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的、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同有意识的思考根本不同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肤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说,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还说,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学习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弗洛伊德集中地研究幼儿的大脑和脊髓的退化现象。他还对一位女病人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病理解剖,发现她所患的半身不遂症(病人从一八五三年起患有此病,至一八八五年才病死)是由于她在三十年前产生了血管栓塞,造成了血管硬化。他在作出上述论断过程中,一共列出了七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并进行了严密的显微镜观察。他善于从多种可能的原因中推断出最可靠、最实际、最真实的理由,然后,他又从多种实际存在的理由中选出最本质、最主要的因素。 
  为了献身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他甚至写信给玛莎说:“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具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起见而战胜爱情。”弗洛伊德表示,他要奋不顾身地解决大脑解剖的问题。不然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弗洛伊德还说;“做为一位老师,沙考特是极其完美的鼓舞者,他的每一次讲座部是结构方面和文章方面的典范。他的文体优美而高度完善,他的讲演是如此生动和深刻,以致久久地在耳边留有回音,而他的实验操作过程则可以栩栩如生地在你的眼前保留很多天。” 
  弗洛伊德还为沙考特翻译论文。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写道: 
  有一天我听到沙考特感叹着战后(指普法战争后)还不曾有人把他的讲义译成德文,还说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讲义翻成德文,他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自愿承担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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