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战胜疲劳的秘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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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且积极地参与家庭活动。生活看起来很美好，直到波士顿警察局的一组官员来逮捕亚当，说他在黑市上交易偷盗的钻石。
在审讯亚当时，他发现警察已经注意他两年多了。他们用视频和录像带的文件证明亚当购买大量的没有可信所有权证书的散装钻石和珠宝。虽然根据他的辩护律师的建议，他最初被证明无罪，但是亚当很快就同意一个交易，即允许他交纳违章的罚金，同时服五年的缓刑，监外执行。在他度过这个法律困境后，立刻就开始找我做心理治疗。
亚当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虽然他能够从黑市交易难于出手的钻石中赚到近100万美元，但是他从来没有花过其中的一分钱，所有的钱都存放在一个海外账户上。而且，亚当没有用这些钱进行个人享乐。他是个谦虚的、虔诚的居家男人，只有一个缺点—喜欢订做衣服，但是从他为父亲工作而得到的薪水25万美元中他买得起这些衣服。如果亚当拥有他所需要的钱，那么什么促使他违法呢？为什么他要冒险毁掉自己的将来呢？
我认为，亚当在我们第一次治疗的谈话中对我坦白的问题做出反应时就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什么促使你来到这里？”他说，“我想我已经杀了我父亲。我知道我毁掉了我的母亲、姐姐、妻子、嫡亲和儿子；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我给家族抹了黑，但是这不是我如此抑郁的原因。现在我生命中最大的问题是事实上我杀了我的父亲。”如果亚当没有重复两次使用“杀了”这个词，如果我还不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并且为亚当支付心理治疗的费用，我可能不会太在意他说的这个词语。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他的重复告诉我的这个词语非常重要。
在精神病疗法中，人们普遍认为动作倒错—一种有过失的联想、口误或其他错误包括认知的重复或表达，能反映潜在的愿望、想法或动机。一个人在婚外情中受到犯罪压抑时会说，当要求他妻子离婚时他需要先把他们家天花板的灯换掉，“亲爱的，你能给我一个情人吗？”而不是说“给我一个梯子”。亚当说他的犯罪是因为他杀了父亲—这个人没有害羞、不尊敬、受辱、羞辱或痛苦，这听起来很随意，但是无疑这里包含着深刻的心理重要性。
另一点让我相信亚当的失言含义丰富：当我与亚当见面时，我注意到他的行为“过分拘谨”。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他们笑得太多，点头太频繁，让你马上就觉得他有礼貌，可以全面接受他。亚当就是这样的人。亚当的手势和口头语言实际上在呼喊：“您好，您好！拥抱我！”但是他的脸告诉我他非常愤怒。
我开始认为亚当的愤怒是因为他由于黑市交易偷盗来的物品而被捕的事情。然而，当我听到他称自己最抑郁的事是他“杀了”父亲这个犯罪行为，我就确信亚当认为他不应该对他的状况负责。他责备的只是他的父亲。
没有哪个陷阱比你为自己设置的陷阱更危险。
—雷蒙·钱德勒 ①
我们又一次战胜了罗马人，我们还没有完成使命。
—皮鲁斯（Pyrrhus），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
第四章 成功可能造成的伤害付出沉重代价的报复战略
我很幸运能遇到亚当这个案例：他接受并研究了我对重复话语的解释。我们很快就能讨论他的自毁倾向与杀死父亲的愿望之间的联系，并且他立刻开始回忆和描述当他的父亲“不公平地辱骂”他，用“严格的、教条的、兽性的”方式来对待他时，他是如何的愤怒。不久以后，亚当承认，当他开始黑市交易钻石以前，他“没有完全认识到”如果他的犯罪行为被发现，这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毁掉他的父亲。在治疗的最后，他说：“我猜想，我与魔鬼共舞的那些日子给我父亲的信息就是‘父亲，我希望这伤害你比我还要多；我认为，自从你爱事业胜过爱我，我就一直这么希望。我现在从我的痛苦中获得了解放；而你仍处于你自己的陷阱中。’”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被成功毁掉的人与付出沉重代价进行报复的人的根本区别。虽然这很反常，但是付出沉重代价的报复最终为自毁倾向的人提供了机会，从其他的不愉快的成就中获得一些快乐，这种成就是为了满足自我陶醉的家长需求的。
我曾经治疗过的每一个白领罪犯的行为使我相信，他们不是为了钱：对一个人来说，他们等待的是犯罪的感觉，确信他们会被抓到，被捕使他们感到解放。我曾治疗过一个商人，他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在全美引起轰动，他对前来逮捕他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说：“我一直在期待你们的到来。”没有自卫性的抵抗，没有躲藏，没有否认自己的罪行是那些付出沉重代价进行报复的人（他们几乎都是男人）的特点。据我看来，他们犯罪被捕可以打破数十年来束缚在他们身上的金手铐和艰苦而无尽头的怪圈。实际上，一些人发现一旦他们作为超级成功的人，被证明是最优秀的人的生活结束以后，他们就有很多机会追求更令人满意的角色，例如学者或公益事业的领导人。
当成功让一个人认识到他所取得的一切都不能治愈自恋伤痕，他的愤怒感就需要得到释放。通常，付出沉重代价的报复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取得成功的人在自我奋斗之后，没有人会破坏掉他所取得的成就来给别人带来痛苦。许多取得成功的人仅仅是为了满足别人自我陶醉的需要。因为付出沉重代价的报复能有效地拒绝自我陶醉的父母的贪婪要求，而且还没有明显的侵犯行为，许多感觉被成功所困或贬抑的成功人士都利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精疲力竭症的独特症状。
第五章 像女人一样思考适用于男人的东西常常不适用于女人
美国人看不起懦夫，这一点大部分人都认同。我们从汽船的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的小发动机（曾被称为富尔顿的蠢家伙）就可以看出，西方文化歌颂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英雄。鉴于美利坚民族众所周知的事业起源，很难想像这样的情景：一个永不轻言放弃的态度能引起除了尊重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这样的场景确实存在着：当这个坚决的，不屈不挠的人是个女人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毅力用来达到身体上的征服或统治时，会受到赞同并理想化；而当毅力用来维持或修复亲密关系时，就会受到毁谤并贬值。换句话说，美国人尊重在火热的战场上杀死敌人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垂死的战友；然而，我们嘲弄泰咪·温妮特① 式的女人，她们为了支持自己的男人而忍受一切艰难。
第五章 像女人一样思考探究女人的心理
为什么对男人有利的东西却对女人不利呢？众所周知，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的心理部分称之为性别差异。传统方法对性别问题的研究集中在那些可以归结到XY而不是YY染色体的差异上。人类基因工程将毋庸置疑地大大推动这一方法的进展。但是我更喜欢不从生物决定论的角度考虑性别差异，除非科学家能够在30亿个遗传密码组成段中精确指出哪一段决定男性或女性特征。我认为，性别应当被看做是人类经验的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心理变量被过滤掉，根据这扇窗户人们评价复杂的社会形势和人际互动。
用这种富于启迪的方式研究性别差异的学者是琼·贝克·米勒（Jean Baker Miller）。她对妇女心理突破性的研究转变了两性对于什么是合适的或特殊的性别角色行为的看法。米勒做出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她唤起了人们认为女性特征不仅不利而且不健康这一事实的重视。现在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点恰恰相反。
米勒的核心观点就是，由于妇女交际方式的特点，女人比男人更具备哺育的天性。造成这种心理划分的过程相当简单：女孩的性别意识来自于尽可能跟母亲相像的体验，而男孩子必须通过行为举止尽可能跟母亲不一样来发展他们的性别意识。
男人试图从家庭中母亲的行为和角色中分离或独立出来的倾向，会对男性产生许多的后果。他们不像女性一样对亲密行为感到舒服（男性似乎觉得亲密是一种危险，总是要采取措施进行抵制）。他们在奋力争取米勒所称的连通性方面远远不如女性。简而言之，虽然男性更有可能把成为山中之王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跟男性性别角色一致的结果，但是女性却将它看成是对性别意识的诅咒。时常，如果（这一点很关键）成功意味着在行为或社会等级最高处处于孤立地位，那么女性更喜欢受人欢迎，而不是获得可能的成功。
虽然人际关系非常有益，但负面作用在于，当人际关系受到威胁或破裂时，你很容易受到由此引起的心理伤害。用米勒的话来说就是：
（女性发展的）中心特征就是女性在与其他人相连的关系网中存在、建立和发展。实际上，在能够建立并维持人际联系和关系上，女性的自我感变得非常有组织、有条理。最后，对许多女性来说，人际关系破裂的威胁不只是一种关系的丧失，而且接近于自我的全部丧失。
这样的精神结构是许多问题的基础。比如抑郁症，它与人际关系引起的失落感有关，在女性中更加普遍。
根据心理健康的统计学研究，20％~26％的女性在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会出现诊断性抑郁症，相对而言，只有8％~12％的男性会这样。女性中这种不均衡的高比例抑郁症的原因在于性别差异的医学和社会心理模式。但是，由于围绕着这一发现有很多医学解释的问题，在此我就不讨论它们了。
由于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她们承受更多的抑郁（与此相关的，是压力），人们对于这一点常常有争议。既然女性已经在工作场所取得了合适的位置，许多研究检查了这样的一个假设：认为已婚的工作女性因为对她们的要求大大增加（负担“家务＋母亲＋主妇”），她们的心理没有家庭主妇健康。然而，研究表明，同时扮演几个社会角色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尤其是，同时是妻子、母亲和职业妇女的女性的自尊要比社会角色没有这么多的女性要高。
这个发现支持了本书中有关获得成功导致的后果的一个主要观点：获取一门专门技能或有职业追求通常可以得到很高的物质补偿，但活动的多样性就会减少。结果是，专门人才承受了失去自尊的总体来源的痛苦。样样都懂的女性的自尊要比从事单一行业的女性要高，因为一个人扮演的角色越多，心理上获得的社会激励源就越多。
既然很明显女性并不会因为工作上的压力而比男性更容易患忧郁症，为了解释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觉沮丧，很多学者集中研究了女性和男性是如何体验人际关系破裂所带来的暗示的。尽管一个遭抛弃的男性可以通过将情感创伤外在化的方式处理负面情绪（例如变得好斗或用伪装、吸毒来分散注意力），但是女性受的教育是不能让情感伤痛外在化的。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哺育天性，也由于她们早年的社会经历，成年女性害怕分离，害怕人际关系的破裂，传统上她们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以维持或重建受损或失败的关系。
这种“我应当搞好关系”的负担会在短期内导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