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次日一早还有活动。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既然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去那里看看，哪怕是远远地望望那片田野也好。
在前往传说中车祸发生地凤凰圩的公路上，我们的车子放慢了速度，当地同志用手机加紧联络。突然，车子减速，停在路旁，这里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它距离与吉安县交界的凤凰圩还有十几里路。
我被告知事发地点应该就是这里的一座石桥。在那个深夜，赶路的吉普车意外地翻到了桥下。从桥上到沟底，我目测约有两米，翻车是足以致命的。当时沟里还有水，现在则已种上了庄稼。不远处，牛儿在悠闲地嚼着什么。周围是绿树，青草，禾苗，一片青翠。今年江西大暑，骄阳似火，我们个个挥汗如雨。
姨婆，您历经无数风浪，都能化险为夷。您望见１９４９年解放的曙光，却没跨过１９５０年的门槛。您有多少话没来得及讲，就都带走了。您这一走，让外婆好孤单啊――我默念着……
党史办同志告诉我，他们已通知村支书介绍当年车祸情况，人家正向这里赶。我想既然已看过此地，不要再打扰人家了，于是谢绝了这一好意。
大家又坚持送了我一程，途经国民党“军统”马家洲集中营遗址。外婆在井冈山时的战友张文彬、姨婆在南方局时的同事涂振农１９４２年被捕后关押在此。张文彬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领导干部之一。他面对敌人不屈不挠，１９４４年在此牺牲。涂振农党内资格很老且参加过长征，与姨婆关系不错。但他在此曲膝投降，成为可耻叛徒，１９５０年在北京被政府镇压。
正应了那句话：好事多磨。从江西回京不久，接到吉安党史办萧主任的电话和来信，很是意外――根据后来赶到的村支书介绍以及他们实地调查，我看的那处还不是当年的事发地点，车祸发生在桥头村另一方位。
来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东梅小姐：
您好！
遵您所托，我们对贺怡部长车祸遇难地进行了查寻，地点现已确定，在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的桥头村小组。原来一直为您所萦怀的“凤凰桥”，现在看来实为“丰塘桥”的音误。
泰和县委党史办的同志做了一次实地调访，现将他们的调访材料及照片寄来，供您参考。
欢迎您得空回来走走，并颂
时祺！
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９日
所附《关于贺怡同志遇难后现场及情况调查》访问了泰和县三位见证人（１３岁的儿童团长，１７岁、２７岁的两位青年人）。他们说：车是在桥南五、六米翻进路边水坑的，坑深三、四米，水深一尺多。
对于这份“情况调查”中当地老乡的回忆，我一时还解释不清。据说当年开车的司机可能还在。我还真想访他一访。不为别的，就是请他好好讲讲当年的情况。
比如：车上到底有几个人？泰和人说是五个（遇难的贺怡、古一民即古柏与曾碧漪之子――信上说法是“毛主席的干儿子”，还有一个“老婆婆”即曾碧漪、一个中年人，一个警卫员）。那么到底有没有姨婆养子贺麓成，以及春生舅舅和海峰姨？为什么老照片上显示的遇难者墓碑是三个（包括警卫员贺春明）？谁能告诉我？
不管怎样，我看来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车祸后重来此地的第一位贺家后人。我似乎看到了从没见过的姨婆，还有从小看我长大的春生舅舅、海峰姨一行，坐在一辆负荷沉重的车里，在黑夜中，颠簸蹒跚地向这里走来……
资料附录
＇注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第４６９页
＇注２＇、＇注３＇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第１５５页、第１６２页
＇注４＇施昌明：《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８页
＇注５＇林月琴：《有关毛主席和罗荣桓交往的片断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注６＇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第２１７页。
＇注７＇凌步机、舒龙：《血铸赤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１３０页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1）
终年笼罩在云雾中的江西庐山神秘莫测。１９５９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分别２２年后，我的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在此相会．这次相会是外公外婆平生最后一次见面，为他们的爱情添上了一抹亮色。
为什么会有庐山相会？这要从外婆从上海搬到江西说起。
据妈妈说：１９５４年外婆在上海发病以后，经常得到组织通知，让她到外地住一段时间再回来。这种安排很是频繁，外婆被搞得莫名其妙。原来，外公在１９５３年６０岁生日时第一次视察上海，从此便多次来往于北京、上海、杭州之间。那时外公住在兴国路，距离外婆寄住的舅公家泰安路很近。
现在看来，组织上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好意，出发点应该是不想让外婆受刺激；或许也有避免毛贺相会的考虑。然而后果是久而久之让外婆明白了：主席来，我就得走。她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病情更加恶化。妈妈说：外婆不愿意住在上海了。
上海党史部门对外公来沪次数有过统计：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１月、１２月共三次，１９５６年１月、２月、１１月共四次，１９５７年３月、７月、９月共三次，１９５８年９月一次。三年共计十一次＇注１＇，外婆的苦恼可想而知。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舅公被派往西安，后担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当时外婆正在大病之中，外公来信请舅公代为照顾。思来想去，舅公夫妇决定把惟一的女儿――我的小平姨留在外婆身边，还委托新四军老战友，贺家近邻赖少其夫妇代为照顾外婆。“远亲不如近邻”，赖少其由于对舅公的友情和对外婆的同情惹祸上身。根据其夫人曾菲及赖少其传记的介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１９５６年７月的一天上午，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外婆发现：舅公的朋友赖少其和自己同住在一层楼上，她急切地呼喊着：赖部长、赖部长……（赖少其曾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当时赖少其刚刚办好出院手续，正准备离开。他问道：贺大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外婆说：赖部长，我没有病，不愿意住在这里，请你带我回家吧！赖少其发现外婆当时既苍老又憔悴，而且神情有些紧张，几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在向自己讲话。他说：贺大姐，你身体不好，住在这里，是组织的照顾和关心……外婆不等他说完，就急忙说：不，不，不，赖部长，我确实没有病，我见到这些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
赖少其还是劝慰了外婆一番，要她安心留在医院治疗。外婆更加着急，一把将他手中的会议文件袋抢去，说：不，不，你出院，我也要出院！我哥哥不在，你就要负责把我送回去。赖少其只好再次好言相劝，医生和护士也过来连拉带哄。外婆一步一回头望着赖少其，被众人簇拥回病房去了。
到家后赖少其心情不能平静。今天他遇到的这位特殊病人――红军女英雄，主席前夫人，理应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她连回家的起码愿望都不能实现。夫人曾菲度假去了，赖少其没跟她商量，自己给市委写信反映这一问题。恰好第二天上海召开第一届党代会，他在会上把连夜写成的信交了上去，大意是：
贺子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负过重伤，身体不好。现住在华东医院，经常又哭又闹，而那里也住了不少党外的民主人士，影响不好，希望贺子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上海还有一些空着的花园洋房，建议找一间让她住进去，再安排专人照顾，对她的疾病治疗，对党的工作，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注２＇
此后，陈毅市长约赖少其谈话，问他为什么写这封信。了解情况后，陈毅认为这纯粹是出于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采纳了他的建议。外婆终于出院回家了。
而赖少其没有想到，因为写了这封信。他后来被冠以“对毛主席的家政进行干涉，分明是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先后做了十七次检讨。１９５９年，无奈的赖少其从上海搬家去安徽工作。
１９５６年那次党代会上，柯庆施代替陈毅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１９５８年陈毅就任外交部长，离开上海去北京。舅公搬走了，赖部长挨批了，现在陈毅市长也走了，外婆倍感孤单，产生了换个地方住住的念头。
和外公一样，外婆也爱去杭州。那里不单是“人间天堂”，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老战友江华、吴仲廉夫妇。大家都是“井冈山人”，关系格外亲切（江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吴仲廉时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
１９２９年，外公在红四军“七大”落选。陪他下乡养病的，除了外婆、曾志夫妇，就是谭震林和江华了。吴仲廉从井冈山起就是外婆的姐妹，一起走完长征路。江华家人告诉我：每次外婆来杭，吴仲廉都亲到机场把她接回家里吃饭。这和场面上的送往迎来是不同的，是带有深厚感情的。
杭州无疑是个很好的去处，但那里外公的活动更加频繁，如何避免类似上海的尴尬呢？外婆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回故乡江西住一段时间。为此上海市委与江西省委专门接洽，江西方面当即表示：不管什么时候来，也不管来住多久，贺子珍都会得到很好的安排。故乡热情欢迎井冈山的女儿回家。
当时，江西主要领导有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刘俊秀、副省长方志纯和白栋材等（原第一书记陈正人、彭儒夫妇已调北京），外婆与他们大多认识，在苏联学习时当过自己班长的方志纯更是熟人。１９５７年，多年担任外公警卫主管的汪东兴也下放江西任副省长，他在苏区就知道贺大姐。在后来毛贺庐山相会中，汪东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居间调度作用。
外婆１９５８年５月间从上海到南昌，住在省委附近的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考虑到外婆是井冈山创立时期的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副省级待遇，配备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外婆在南昌住下不久遇到一件高兴事――妈妈带着男朋友，也就是我的爸爸来看她，征求对婚事的意见。
爸爸和妈妈是北京八一学校小学同学，爸爸比妈妈长一岁，高两班，还是学生会主席，名气比妈妈大。那时妈妈喜欢跳舞，经常登台表演，看来是受了外婆的遗传。总之，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上中学后，他们是各自学校的班干部，时常参加一些校际活动，就又联系上了。直到高中毕业前的一天，妈妈接到一封看了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