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穷着养女孩富着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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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确是蛇、蜗牛和小狗尾巴做成的。性别赋予他们巨大的能量，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对的劣势。不要奢望教育能够做到把他们重新编程，让男孩坐回自己吧，父母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好的领航者和培训师。
社会与男孩
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科鲁格说：“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非常高，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是有原因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发生的行为趋向今天仍在发生。” 科鲁格的观点是，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女性在生殖繁育方面付出很大代价，男性则需要承担起让尽可能多的女性怀孕的责任，以便让人类繁衍下去。男性的压力在于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异性青睐，为此男性之间就要进行激烈的竞争。当社会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竞争却作为一种男性行为方式流传下来。正如科鲁格所言：“在男子中，存在着更大的危险行为趋势，男子最容易让自己处在麻烦之中。”
在传统文化中，男性被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在外面的世界谋生，并扮演一个社会地位比妻子高、赚钱比妻子多、更加坚强和勇敢的保护者的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主流文化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钱有地位有名望不再是衡量好男人最重要的标准，另一方面，家庭生活的成功成为衡量一个男人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当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走出家庭，也开始有一些男性选择做“家庭主夫”。关于此项问题的调查表明，分别有12。5％、61。5％、21。4％和4。7％的上海男性认为做“家庭主夫”“很精彩”、“无可厚非”、“很可怜”、“很看不起”。
但是调查也显示了其他的方面。同样是上海男性，在回答“男人应否比妻子更有钱成功”时，65。4％的被调查对象回答“是”。并有超过85％的被调查者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事业上要成功，其中坚信“一定要很成功”的占29。2％，“应该很成功”的占57。2％。
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分析的案例，是因为由于地缘、历史等因素，一直以来上海男性都以爱家顾家、尊重女性而且不暴力的特质而著称，这与其他华人地区的男性气质是不同的。然而即使在上海，调查数据仍然表明男性希望自己扮演社会的中坚力量。
传统仍在唱主角，社会对于男性扮演事业性角色的期望并没有改变。不管我们打出多么漂亮、前卫、新奇的口号，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说女性在性别文化中一直处在劣势地位，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男性也是性别文化的受害者。社会对与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在对女性作双重要求（事业和家庭）的同时，对男性还保持着以前的高要求，并增加了新的标准（例如家庭），这势必会给男性带来相当的压力。
男人被寄予太多期望。这种期望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作用了。当一个男孩长大后要面临立业的压力，家长便会着重培养他们掌握这种能力。我们用“穷养儿子”来概括家长的做法，这里面的“穷”字，更多包涵了不同于金钱的意义。
男孩穷着养 男孩穷着养
父亲的影响力
从小偷总统到抢劫犯
15岁的小汤已经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被派出所传讯了。这个被称为“小偷总统”的男孩已经有3年的“创业史”，成昆、成渝、宝成诸铁路大干线上的大小车站，他背得滚瓜烂熟；南北大城市，他也几乎都游遍了。有人问他作案的次数，他答道：“谁记得清那么多，反正不下1000次！”
18的时候，小汤开始“拓展”自己的“业务”，他拉拢一帮“小兄弟”，“歃血为盟”，成立了一个涉黑性质的少年犯罪团伙———“青花帮”。在这个帮派里，小汤拳头硬、胆子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老大”。
“青花帮”不仅仅玩“偷窃的小手段”，还开始抢劫财物，猥亵未成年少女，敲诈勒索他人。因为他们恣意横行，无所不为，附近的许多学生害怕受到欺负或想得到他们的庇护，也纷纷与他们接近，“青花帮”的势力越来越大。
“青花帮”的胃口和胆子也随之膨胀，他们决定“做一笔大生意”，以提高威望。在小汤的策划和带领下，他们实施了一起抢劫杀人案，但是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警方顺藤摸瓜，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
其实，小汤并不姓汤，但是没有人记得他的姓氏，也许上帝原本就没有降生过他。他有家吗？是的，他曾经有一个看起来幸福美满的家，但是在他11岁那年，母亲患肝癌去世，父亲很快就娶了17岁的后妈，并从此对小汤不管不问。于是，小汤就开始了自己原本不该承受的“独立”生涯……
小汤的案例只是青少年犯罪案例中的一个。像小汤这样小小年纪就走上犯罪生涯的孩子还有很多。在对这些案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其中一些共同点：
犯罪低龄化。几年前，青少年犯罪的平均年龄还在17岁以上，而如今，十五六岁就已经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发期。
团伙犯罪案件增多。在青少年的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案件居多。他们三五成群，在学校极易形成“小团体”，相互影响，形成共同犯罪。
暴力性和模仿性。很多青少年在作案之前又有严密的策划和分工，他们模仿电视上的作案方法，手段越来越残忍。
最让人心痛的发现是，这些青少年罪犯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据统计，父母离异家庭的青少年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正是父母角色的缺失，使青少年找不到引导自己走向正确的力量，迷失了方向。
看，这就是父亲
对孩子来说，母亲角色的缺失是残忍的，而父亲的缺席所带来的困惑有时看上去并不那么明显。即使对一个健全的家庭来说，在传统的性别文化的驱使下，也常常会出现父亲角色缺失的可能。
父亲的缺席将会给孩子带来难以弥补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这样说：“让一个男孩和一个合适的男人在一起，这个男孩就永远不会走上邪路。”十几岁的男孩出现犯罪的倾向，这可能与他在摇篮期就缺少父爱有关。摇篮时期得不到父亲的帮助，婴儿的许多技能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导致情绪变化激烈，自我控制缺乏，因而长大后就会有较多的过失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养成比较偏激的人格。反之，如果父亲一开始就同孩子保持积极而密切的关系，孩子就会向健康的人格发展。大卫•；斯托普博士在《与爸爸和好吧》一书中也提到婴幼儿时期父亲的作用：
1．支持母亲。
2．关心呵护孩子，使孩子能和除母亲之外的另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
3．随时在孩子身边，使他可以离开母亲，建立自己的个性。
4．当孩子对母亲感到愤怒和沮丧时，为孩子提供宣泄情感的“庇护所”。
5．为孩子认识自己的性别角色奠定基础。
6．孩子安全感的保障。
7．为孩子将来的人际交往打下基础。
8．为孩子树立亲子教育的典范。
正如女孩要从母亲身上学会如何发挥自己的女性潜能，在父亲角色缺失的情况下，男孩的损失要大于女孩。如果男孩绝大多数时间跟母亲在一起，他就不知道怎样做男人，这经常是同性恋现象的先兆。男孩需要将自己心中蕴含的男性力量转化为对成就感的追求，这是一个培养“男子汉气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父亲的影响力要比母亲大的多。父亲可以更好的帮助儿子识别出自己这一性别的使命、特征，理解做男人意味着什么，将儿子从那种模糊的男性意识里“拯救”出来。
民族英雄林则徐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林宾日是一位以教书为主的穷秀才，他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启蒙教育，经常把儿子抱在膝上，教他读书。林则徐后来回忆说：“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意思就是说，在冬季寒冷的夜里，北风怒号，在十分简陋的小屋里点一盏油灯，父亲教儿子诵读诗书。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父亲也不为金钱所动。一次，一位富豪用重金贿赂林宾日，让其保送自己的孩子上学，父亲严词拒绝。另外一个品行不好的乡绅请他去教自己的儿子，也被一口回绝了。
一天，正在读书的林则徐看见母亲做女红扎了手，就放下书本对母亲说：“您教我做女红吧，我也为家里挣点钱。”母亲听了儿子的话，很认真地回答：“好男儿应该有远大的志向。这不是你要做的事啊！”
“说得好。”林宾日走过来，拿着手中的《宋时•；李纲传》说：“做一个好男儿，就得努力读书，向书中的好人学习，比如像这位李纲，说来也是我们的同乡。如果你能像他一样精忠报国，我们就很高兴了。”
有人比较了社会上有成就和无成就的人，发现人的成就大小与父子关系有密切关系。有成就者一般与爸爸的关系亲密；成就较低者则与爸爸的关系较疏远。如果父亲的作用被削弱会抵消，孩子就很难真正独立，并走出健康的人生道路。林则徐最终能够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跟幼时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力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
这种影响力并不总是呈现好的方面。西方一项对3452名死囚犯（其中只有48名女性）调查的结果显示，95％的人都憎恨他们的父亲。消极的父亲形象所引起的后果更严重。有一个初二年级的学生，伙同他人多次盗窃某建筑工地装潢用的铝合金材料，并且公然放在家中再联系销赃给某废品收购站，其父不仅不及时制止和教育，反而将从其儿子身上搜出销赃得来未用尽的钱供自己喝酒赌博用。如果父亲本身就存在不良行为，就容易引致孩子产生同样的行为问题。有关的研究表明，父亲的不良行为与子女违法犯罪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父亲有赌博、酗酒、暴力犯罪、性生活放纵等恶习，不仅会给子女以消极的父亲形象影响，容易引起青少年的情绪、情感障碍（长久的消极后果），也会使子女直接受到感染，从而产生各种行为问题，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爱是现代家庭面临的最大挑战。父亲角色不同程度的缺失以及反面的影响力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父子关系处理不当，一些积极的态度有时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父爱是一种权威性的爱，但很多父亲都对“权威”的概念产生误解。有的父亲对孩子过于严厉，管束、干涉太多，使孩子缺乏与年龄阶段相匹配的自由，就会导致父子间的对抗情绪。对于儿子的管教，有些父亲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常为一件小事拳脚相加，甚至大动干戈，这样的孩子最容易形成粗暴冷酷的性格，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时很容易发生粗暴的攻击行为，并导致违法犯罪。
父亲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有一位老板这样表述他选择男性雇员的标准：“我注意的首先是那个人和他父亲的关系。只要他得到过他父亲的爱、尊重他的权威，那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