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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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美术、宗教、戏剧与文学方面的见解，皆是令后人获益匪浅的，他的老师李叔同，几可作学者类人的样板。
依我想来，学者应是比教授、专家、研究员们读书更多的人。他的学问不一定非要细微，却一定得广博。
总而言之，以上诸类人，不但与书有着亲密的，更有着共生共死般的关系。他们最初也许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同样是怀着相当功利的想法与书结爱的。但是越到后来，他们与书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自然而然。终于功利目的淡出，成为了一种特别纯粹的习惯。书彻底改造了他们，使他们本身“书香化”，根本无法再与书分开。读书已是他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
式了。
一想到人和书居然会结下此种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关系，我每大为感动。既感动于书对人的长久影响，亦感动于人对书的长久眷恋。
然而依我的眼看来，在当今，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在人和书的关系中，那一种代表古典意味的学者类型的人，已是凤毛麟角矣。
当代中国的教授们、研究员们，和书的关系分明已变得极其狭窄，如同一线系之。究竟会狭窄到什么地步呢？——若同是中文系的教授，教当代文学者，很可能对近代文学的所知一鳞半爪而已；反之亦然。而教古典文学的，论唐胸有成竹，言宋就未必心中有谱。
文化也像科学一样，被一把角色分工的卡尺卡得触类而不旁通了；或再比喻为超薄之刃，将原本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文化，切成了一片片比鹿茸片还薄的薄片。
文化人士仿佛皆成了“片文化”的传承者和播讲者，自身也都薄得可
怜了。
是时代将人和书的关系变得如此这般的逼仄了。
然而，我认为，也有人自身的原因，就是太容易满足于那么一种狭窄又逼仄的关系了。而只要一满足，知识似乎还很够用，甚而自认为绰绰有余。
故我对从前年代的已然模糊在历史中的那样一些职业读书人的身影，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投以仰慕崇敬又惭愧的目光……
九、这一种人之和书的关系，如我。一言以蔽之，属于杂读者。
以前我与书的关系，第一从阅读兴趣出发；第二基于习惯。偶尔也功利性的一读，但那一种时候极少。即使在我成为作家以后，功利性阅读的时候也是很少的。比如我决不会忽而某日心血来潮，试图现代一把，于是便找一本什么西方的现代派小说，认真研读，决意摹仿。我之从前的功利性阅读，也无非是当笔下将写到什么真人真事时，恐自己记忆有误，翻翻资料书，核实一下而已。
现在的我不一样了。自从调入大学以后，因备课需要，功利性阅读上升为我和书的第一关系了。既须读某些绝非兴趣使然的书，有时还得将某些概念、时间、人名抄在卡片上，更有时还要求自己背下来。
除了背诗，另外再背其他一切文字，对我都是厌烦透顶之事。
我虽喜欢读书，但功利性阅读，却不能带给我半点儿愉悦。尽管也使我增长了一些从前所忽略的知识，但那只不过是一些死的知识，并非我自己希望获得的知识。故即使获得了，也少有获得的满足。相比而言，倒是在兴趣阅读或纯粹习惯性的闲读时，我偶然所获的某些知识，更能使我思考。而不太能促使我思考的知识，我一向认为那应是别人所需要的，非我
所需。知识是因人而异才成为知识的。
在兴趣阅读和纯粹习惯性的闲读之间，现在我最惬意的是后一种阅读。因为以前挺感兴趣的一些书，现在竟不那么感兴趣了。比如推理性侦
探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等。现在依然还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具有史海钩沉一类属性的书了。在这一类书中，我又尤其偏好中国近当代内容的那些。因为我这一代人的头脑之中，曾被硬塞入，所以也就印下了许许多多不真的事实。如今这每令我恼火。多读点儿史海钩沉属性的书，有利于匡正假史伪实。我可不愿头脑中存留着种种的假史伪实死掉。我希望我死
之日，想要清楚想要明白的某些世事原委，比较的清楚，比较的明白。我承认，即使我之兴趣阅读，也是多少体现功利心的。
纯粹习惯性的闲读，使我所获颇多。
比如倘无闲读习惯，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原来当年是张学良亲自下令处决了邵飘萍。
倘无闲读习惯，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蔡元培还应毛泽东之恳请，到毛在湖南创办的文化学堂去演讲过。
倘无闲读习惯，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毛泽东在评价到我们民盟创史人之一张澜先生时曾说过“老臣谋国”的话。
闲读令我体会到，有时某书中的某几行字，确乎足以像钥匙一样，帮我们打开我们看待世事的另一扇门，使我们承认我们以前自以为清楚明白的了解，其实是很局限的。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论人和书的十种关系（6）
十、某日下午，我在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公园里散步，见一位老先生坐在长椅上，戴副花镜，正微垂其首看着一本书。斯时四周清静，初夏温暖的阳光照在老先生身上，情形如画。想不到老人读着书的姿态也居然那么的美。
我忍不住走过去，坐于其旁，于是我和老先生之间有了如下对话——
“大爷，这会儿公园里真清静啊。”
“是啊。我经常这时候来，图的就是清静。这会儿空气更好，阳光也好。”
“大爷在读什么书啊？”
“《曹雪芹新传》，红学家周汝昌的新书。”
“您也是……研究‘红学’的？”
“哪里，我干了大半辈子理发的行当。从当学徒时就喜欢读书。现在退休十几年了，儿女都成家了，我没什么愁事儿了，更喜欢读闲书消磨时光了。”
“那您，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身世特别感兴趣？”
“哪谈得上什么兴趣不兴趣的啊！随手从家里带出了这么一本嘛。读书好啊。读书使人健康长寿。”
“唔？”
“你不太信吧？我以前血压高，现在正常了。以前动不动就爱犯急，现在早不那样了。你说怪不怪？连记忆力都强多了。”
“唔？”
“读书这一件事，是越老越觉得有益的事儿。”
离开公园，回到家里，我竟巴不得自己快点儿老了。那么，我就再也不必为什么功利目的而阅读了。人眼被功利阅读所强占的时间太多太久，它对另外的书是会麻木的，它对读书这一件事是会生出叛逆的。真的，就我的体会来说，闲适之时的随意而读，才是对书的一种享受式阅读。而书之存在的必要，有一点那也肯定是为了向人类提供别样的安静享受的。阅
读其实也是我们享受安静的一种方式。一卷在手，何必非是名著？只要是有趣的书最起码是文字具有个性的书，当我们从容地读它的时候，时间对我们现代人之意识的侵略，就被读这一件事成功地抵御了。
然而，过分强调闲适的享受式的阅读，既不但是矫情的，而且还是奢侈的。普遍的当今之人不太可能拥有较多的闲读时光。普遍的中国人尤其会有这样的体会。但细究起来，我们当今中国人之某些不良的习惯，恐怕更是使我们远离书籍的一个原因。
我曾在机场候机大厅见到过这样的情形——五六名欧洲国家的中学生和五六名我们中国的中学生坐于对面两排；人家的孩子各持一书皆在读着，而我们的孩子各拿手机，皆在不停地发短信息。已坐在飞机里了，空姐已再三提醒关手机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仍在偷偷地按手机键。我一问才知，我们的孩子和别国的孩子是同一个夏令营的。
我问：“有意思吗？”
她说：“没劲。”
我又问：“怎么没劲？”
她说：“你看他们，参加夏令营还带着书。如果是应届考生，带的都是什么考试辅导教材，还可以理解。可他们看的又都是闲书！”
我坐在过道边的座位上，见坐在邻排过道边座位上的一个外国男孩在读一本中文书，讨过来一看，是本《成语典故故事》。
我问：“会说中国话吗？”
他说：“会。不太好。”
又问：“参加夏令营高兴吗？”
他说：“高兴。很高兴。这一本我喜欢读的书，也快读完了。”
我一将书还给他，他立刻又垂下目光读起来。一会儿，还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坐在我邻座的女孩悄悄对我说：“他们都挺怪的吧？西方的中小学教育，不是快乐式的教育吗？那他们怎么还被教育得这么怪？”
我问：“怎么怪？”
她说：“到夏令营干什么来了？得疯玩啊！想读书，还不如呆在家里读！”
我说：“候机大厅是没法玩儿的地方呀，在飞机上更没法玩什么呀。”
她说：“那就看会不会玩儿了，我都给同学们转发了二十几条段子了，还没加上短信息！”
我就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手机是外国人发明的。但是据说，在外国的中学里，有手机的孩子并不多。而某报有一则调查公布——在一座普通中国城市的一所普通中学里，几乎三分之一的学生有手机。转发形形色色的所谓“段子”或自己创作段子发送出去，是有手机的孩子们的开心一刻。也许，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外国男孩对书的不同感觉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各自的话却具有代
表性。
这篇文字写到这儿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有次我到外省去，某房地产开发商非要请我去参观他所开发的楼盘，自诩他的开发“超前的人性化”。
我不得不去，见每一单元，无论两居或三居，都另外增加出了一间十
平米左右的方方正正的小房间。
我问：“这个房间既非客厅，也没法摆床，不是空间的浪费吗？”
“不浪费。不浪费。这是麻将屋。人性化就人性化在这一小间上！我预见，几年以后，麻将必成为我们中国人足不出户的第一休闲方式！超前也超前在这一点！”
开发商得意洋洋。
“那，销得如何？”
“火！人性化的思路嘛，当然更受欢迎！中国就快形成老年社会了，将来那么多老年人，不打麻将那整天干什么呀？”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断言——在未来的世纪里，衡量一个国家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是否更人性化，休闲方式将仍是一种指标。而在一概的休闲方式中，人和书的亲情关系将再度被重视，被提倡。
因为，目前还没有别物，能像书那么有利于人之安静独处。
因为，更文明了的人，必会更加明白——为自己保留充分的独处的时光是绝对必要的；而在那样的时光里，安静即人性享受。
人智终将使人性这么化。
是的，我敢断言，故敢落字为据。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