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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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虽然这些灾难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人类应该抱有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理性战
胜蒙昧的坚定信心，但清醒者也应知道，如果不能牢记血的教训，人类的天空就无法保证晴
朗。
只要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切灾难并非偶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
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根源或者说是成因——有物质基础方面的，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也有人性
深处难以去除的邪恶。如果这些根源不能随着灾难的过去而消失，我们也就无法远离灾难的
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有句古话：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文明肌体上长出了毒瘤，即使
在某个部位做了手术，也难保证肌体的迅速康复。我们虽已迎来新世纪，但新世纪并不能自
行消除灾难和罪恶。如果对病灶缺少足够认识和警惕，就无法保证肌体的健康。如果对病因
缺少深刻的认识，病变也许会随时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经历的灾难与精神病变是相互关联的。它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至今
难以估量。比如“文革”，它直接导致了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它使人失
掉了起码的文明准则和道德底线，失掉了对善与恶、美与丑、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区
分能力，甚至以病态的价值看世界，把丑当做美，把恶当做善，把打家劫舍、残害无辜都当
做天经地义。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它导致邪恶的滋长和社会的大面积腐败。
正因为这样，巴金早在 1980 年代就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识之士也以不同方式从
不同方面开始了对灾难的回顾与反思。
记忆与反省不是轻松的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遗忘，对此，作家刘
烨园曾叹息：“十年，七八亿人，时时处处，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多少苦难，多少罪恶，
史无前例，深刻惨重，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细胞，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作家
诗人，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儿童，冤死者成千上万，人人手上几乎都间接、直接沾满了血污。
然而，几代人都无法清算的历史，一眨眼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一片‘空白’了！”面对
这种现象，人们当然要谈及中国人的健忘。其实，对于弱者而言，健忘常常是不幸命运的一
种表现。如果铭记痛苦的结果只是徒增更多的痛苦，遗忘便成了苟且活下去的惟一选择。更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灾难都有肇事者，一切暴行都有当事人。面对“文革”灾难，无论施虐
者还是受害者，往往同样缺少面对的勇气：前者要努力破坏现场，或争取时间擦干净双手；
后者也不愿再现自己遭凌辱的卑屈形象；即使那些旁观者，也习惯了在苦难史前闭上眼睛。
试想，自己曾面对暴行而袖手旁观，光彩吗？
但是，遮蔽和遗忘都不能改变史实。一厢情愿地沉浸于灾难已经终结的美梦，只能自欺
欺人。为了无辜的受难者，为了死者和生者，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需要直面一切业已发生的
灾难，拒绝遗忘。
灾难是可怕的，但只有牢牢记住它，才有可能远离它。
李新宇
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李锐
（191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
《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
1999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大大小
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
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
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
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
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 1600 万至 2700 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 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
算，正常情况下，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一文中说：“全国在 1960－1961 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319 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 2158 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李成瑞
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
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
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
……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 18 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年份 …2 度区 …1 度区 0 度区 1 度区 2 度区 120 个站 全国平
（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旱） 总指数 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 2 度区和 1 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
－1961 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 年（总指数＋25，
平均指数＋0。208）和 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
不涝的正常指标 0。
（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 ，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67－368 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
……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
1958 年 6 月 14 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
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 5000 斤到 10000 斤到 20000 斤的水稻，亩产 10000－20000 斤再到
200000 斤的山芋，亩产 3000 斤的烤烟，亩产 2000 斤的玉米，亩产 1000 斤的大豆，亩产双
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 1958 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9 月 16 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
“凤阳太阳升社主任
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 7 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
计划亩产 130 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
”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
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
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 年和 1959 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
。1959 年卖的最多。因
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 年生产计划订
到 2 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 8 亿斤的指标。
1958 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 1959 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 12 亿斤的
指标；超过了 1958 年实收产量 18266 万斤的 6 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
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 年实收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1360 万斤，却虚估为 40500 万斤，超过实产 3。6 倍。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 年实收粮食 18266 万斤；
除了三留外；只剩 1180 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 7102 万斤，特别是 1959 年，总产只有 10960
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 5974 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
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 12 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
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
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
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961 年 8 月 24 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
硬购过头粮。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
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
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
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
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
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
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 40 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
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
（陈振亚：
《关于凤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