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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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
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
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
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
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
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
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
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
了。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
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
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
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
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
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
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
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
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
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再无人认为 1780 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
了。正是在那时，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20 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
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
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
单世联
（196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实、王平
编《天火》，长沙，岳麓书社，2000。
1917 年寒冷的冬天，身陷囹圄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①听到了十月革命的惊雷，
她用诗一般的语句描绘着：
“每天有一块地方沦陷，每天有新的崩裂，每天有新的天翻地覆。”
对于正在从事颠覆活动，意在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西方革命者来说，俄国的成功既出乎他们意
料之外又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但是，激进的“红色罗莎”的惊人敏锐在于，她并没有仅仅
停留在对东方同志的赞扬上，她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还在
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她就确认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专制性格：“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
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
在领导，还有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
来的决议。”（《卢森堡文集》，下册，504 页，人民出版社，1990）这一论断是具有高度预见
性的，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斯大林主义，苏俄革命的非民主性不但给俄国、也给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造成极大伤害，它理所当然地要为社会主义在欧洲实验的最后失败负责。
卢森堡确实是一位先知，尘封了几十年的《论俄国革命》作为对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直到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进入自我改革的世纪末，其不祥预言才得到真正重
视和充分理解。似乎令人惊讶的是，西方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有关革命的千言万语，从波普
尔到哈耶克，在许多方面都与卢森堡相通。
警惕的还有“革命的海燕”②。在我们都很熟悉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革命领
袖和伟大作家曾就革命和人道、专制和自由展开过一场争论。这并非艺术虚构， 1917 年 5
月 1 日到 1918 年 7 月 16 日，正是在俄国天崩地裂的日子里，高尔基却在《新生活报》上就
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民众的精神状况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批评布尔什维克的革
命，揭露“罗斯人”的野蛮和残忍。在严密封锁了 80 年后，这些文章以《不合时宜的思想》
为名重见天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岁月无情，但对于真正的思想却是无能为力的。
彻底的革命改变了俄国的一切，也激活了无数的思想创造，从流亡贵族到反革命军官，
从东正教神学家到文学家，20 世纪俄国思想史的主题就是对革命的反思。高尔基的特殊性
在于，他始终是他极端厌恶、尖锐批判的布尔什维克的朋友和同盟，他始终是沙皇专制不妥
协的反对者，以至列宁在无情拒绝他的求情，下令关闭《新生活报》时还说“高尔基是我们
的人，很快会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不合时宜的思想》，304 页，下同）。但是，高尔
基并未因此就无视革命中的无序和血腥。作为人道主义的知识精英，他不只是在政治制度更
替的意义上理解革命，而更多是从文明和文化的视角看待革命。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也意味着
此前一切道德理性、社会规范、文明体制的解体，于是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兽性喷涌而出，
一切阴暗的本能，如报复、仇杀、凶狠之类全都释放出来。“世界历史的所有强大的力量都
动作起来了，所有的兽人都已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
衣，无耻地亦裸着身体。
”（51 页）高尔基反复描绘了两种类型的野兽化，一方面是革命家以
人的（肉体）生命体做试验，“很有气魄地屠杀”“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
，
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137 页）；另一方面是民众中无顾忌的公
开仇杀，恐怖蔓延，私刑盛行，从革命领袖到普通民众，都不区分谁是革命原则的敌人，谁
是他们非理性行为的敌人。在震撼世界的革命中，生命的廉价也足以令世界震惊。高的描述
是：
“是可耻的事，也是犯罪的事”（99 页），
“良心死了”（106 页），
“是盲目的残酷，是血流
成河，是鼓动起兽性的本能”（130 页），“一场阴暗的情欲的暴风雨”（216 页），等等。
然而，高尔基也只是“不合时宜”而不是反革命。他认为民众中深藏着的兽性正是沙皇
专制腐蚀和折磨的结果，正是民众长期缺乏自由的反映。他们在怨恨、劣迹、污秽、流血中
生活，也是在不受惩罚的罪恶的氛围中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自由
的意义，他们把在其中受难的丑陋现象和观念系统接受了下来，感染了蔑视人、毒害人的恶
劣品质。因此一俟砸碎身上的镣铐，他们只能利己地、牲畜般地、愚蠢而丑陋地享受着自由，
除了刺刀和子弹、杀戮和复仇，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来表达他们的翻身解放，来实现社
会正义。高尔基沉痛地说：“你们摧毁了君主
制度的外部形式，但是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看吧，这灵魂活在你们心中，迫使你们失
去了人的形象，而像野兽似的咆哮。
”（110 页）沙皇被赶下台了，但暴虐的专制精神却在革命
者身上存留并获胜利；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但反抗本身也带有压迫的印记，革命的起源决定
了革命的本质。不是革命使人下降为动物，而是人的动物性本能通过革命才得以释放；而人
之所以沦为动物，是因为此前奴隶制度从未培养起人性意识，从而即使革命的目的是要脱离
人的动物般状态，要借助、要依靠的也只能是动物般的人。严格地说，没有一场革命会彻底
摆脱过去。高尔基尽管对革命写下了最尖锐的批评，但却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否定革命、拒绝
革命，理论原则的赞同与具体行为的否定，使他的思想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并通向他
后期对暴政的妥协。
这种紧张可以用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来解释。高尔基赞成革命者的崇高目的，但反对革命
过程中的残暴手段；他颂扬革命的理想主义，但身临其境，他看到的是人类动物性本能的可
恶的粗野、病态的残酷，而真善美、理性智慧、道德良心、精神创造力、文化艺术等均被践
踏在地。革命并未在精神上、心理上矫正或治愈俄国，并未激活起理想主义。这一点，是高
尔基批评革命的根本立场。他强调“政治生活的新制度要求我们有一种心灵新制度”，这种
心灵新制度就是体现了美好的感情与思想的“社会理想主义” 革命打破了原有的外在规范，
。
使一切行为都变得可能，要遏制公开的无法无天，只能靠主体的自我规范，靠心灵深处的理
想主义。“正是革命的时代才最需要社会理想主义。我这里指的当然是那种健康的、使感情
能够变得崇高的理想主义。没有这样的社会理想主义，革命就会失去它那使人变得比革命前
更具有社会觉悟的力量，它就会失去为自己辩护的道义的和审美的理由。
”（130 页）理想主义
不是根据主观的设想彻底改造社会，不是以未来的乌托邦来否弃当下生存的利益和权利，而
是一种人道理想，是心灵和头脑的全部力量，它可以对抗生活中卑鄙肮脏的东西，永不疲倦
地、顽强地追求生活的正义和美，追求自由。高尔基不是在要不要革命这个问题上不合时宜”
而是在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上与现实的革命行为不相符合，他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革命
不合理想；他之所以要公开地“不合时宜”是因为他要为革命灌注理想主义，使革命能够在
历史法庭和道德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物质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的算术题，更不是把人降
低为动物。“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心灵里最美好的东西倾注到革命中去，如果我们不消灭，或
者甚至不减少那些使群众忘形并败坏俄国工人革命者的残酷、凶狠，那么革命就会是无力的
并将会死亡。
”（149 页）
在革命必须被赋予理想的意义上，文化显示了它的意义。高尔基是以革命和文化的关系
展开其“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就是要把人蹂躏为一种材料，他们越没有灵
性，使用起来就越方便。”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
伴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229 页）“哪里的政治太多，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