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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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和“自欺”是低于哲学的。他既不象雅斯培一样，责难弗洛依德之提出“禽兽的需求”
，也不象海德格一样，坚持他自己所讨论的与心理学或心理分析毫无关系。沙特之攻击弗洛依德是基于一些特别的理由，他的攻击相当特殊，也不太平和。
从他的话看起来，好象下面所述的是公认的事实似的：即有两个心理分析学派，弗洛依德和沙特（他称后者为存在的心理分析）
，他将这两派心理分析对比来看，而未曾强调何者在时间上先产生。承认自己思想的渊源向来不是哲学家的长处。
沙特是一个传统法国式的哲学家，这个传统里经常产生许多介乎文学家与哲学家的人物：如蒙田、巴斯噶、伏尔泰、卢梭，甚至柏格森也可被纳入。如果要探问在未来的哲学史上他将要占多大地位的话，那将是困难的事。无疑地，他将不会为后人所忘，至少因为他有前所未见的多才多艺：无论是写短篇故事或小说、论文或哲学、剧本或文学批评，他都远比同时代大多数的人的作品更能引人入胜。
从许多方面以及气质上来看，在尼采与德国存在主义者之间，沙特远为接近尼采。
他和尼采一样，文体变化多端，以这种不同的风格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新体验以及对人的新识见，不过，这种风格的变化虽表面上令人眼花缭乱，骨子里是始终如一的，沙特不仅是一位巨匠，在他各式各样的著作中，均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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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短篇故事《墙》是介绍沙特思想最好的一个例子。
这篇小说就算结局的处理不妥善，奥。亨利仍无法与他相比，若说它的风格不完善的话，它仍比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更为多姿多彩。它是以古典的手法讨论存在主义的中心问题，即面对死亡的问题，同时它更包含了许多其他的重要论题，这些论题在沙特另一些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到。例如在两本剧本《脏手》（ＤｉｒｔｙＨａｎｄｓ）和《胜利者》（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ｓ）。在这些作品中，沙特表现出人的最高价值是真诚，并特别指出它与社会效用是截然无关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他另一个和尼采相同的地方来。
尼采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有用性，因为，假如他不对任何人有效用的话，那有用性将仍然存在。”
尼采所谓人的价值是很复杂的，而沙特之认为人的价值在于真诚这点，也许相形之下会显得较为单纯了。
但是，更进一步的比较却表示出，尼采所强调的特征在沙特思想中也可以看得到，只是不太明显罢了。这些特征是热情及其控制，不受习俗约束，以及那在自我规范中找到了完美的表达方法之有创造力的自由。沙特可能从海德格那里学来的即是所有这些只要面对死亡就可以达到。不过，沙特并不象其他许多海德格信徒一样去读他的书然后重视他那些离奇的话。
相反的，当我们比较沙特和海德格时，似乎觉得沙特是从体验中写出了海德格那种相当学院式和抽象的东西。
当我们转到《存有与空无》一书时，情形也是一样的，这里我的意思不是指在讨论“自我蒙骗”一章里所说的啡咖馆中一对夫妇及侍者的这回事。这些可能只是例证，也许含有不确定的意味，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如此的，它们是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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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自我欺骗的现象和清晰的自我了解的企图是强烈地被体验到的。
这章里的一个中心观念，在一九四三年沙特的著作发表以前，就在雅斯培的著作中见到了，即人之外在事实和超越的对立。
沙特并不像雅斯培一样，对弗洛依德抱很深的成见。
一九三一年雅斯培在论弗洛依德时说：“……在齐克果和尼采思想中已达顶点之完整性的人类之自我反省，弗洛依德将它贬抑成为性欲和童年特殊遭遇的泄露，它仅藉对早已熟知的类型之再发现以掩蔽真正的具危险性的自我反省。”
就这同一题材，甚至雅斯培之责难心理分析有几分意指人应该回到“不再要求他作为人的自然去”这方面，沙特在“自我蒙骗”
的分析上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在雅斯培著作中那些说教式的，道德训诲的，抽象的，与弗洛依德之明白陈述完全不同的严肃说教，却在沙特的著作中显得生动而自然。弗洛依德之攻击“自我蒙骗”
很容易引起另一种不同层次的自我欺骗：即我们面对我们的压抑——而且视为“潜在意识抑压力”或我们父母的牺牲品。读过沙特著作之后，我们才更能了解雅斯培和海德格，好象他必须走在前面，而他们较抽象的讨论跟在后面。
事实上，第一个在著作中述及信仰和自我蒙骗，最后的人和超人等观念的是尼采。接着雅斯培和海德格讨论同一类问题。
（他们采用学究式的写作方法去试图了解自己）
，如用特大的字体列出一、二、三点，甚至用罗马字的Ⅲ，阿拉伯字的２和小写的ｂ去详述失望和死亡。沙特在咖啡馆中见侍者在“扮演侍者”而感到自己必须扮演一位哲学教授；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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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认识象他所敬仰的海德格，胡塞尔和黑格尔这类的专门哲学家，当说到“愤怒的人”时，他甚至提到席勒教授而没有提到席勒所研究过的尼采。遗憾的是沙特的分析穿上了伪造的辩证法外衣：他像海德格一样的说到“空无”
，从黑格尔那里取来“自体”
（ｉｎ－ｉｔｓｅｌｆ）和自觉（ｆｏｒ－ｉｔｓｅｌｆ）两个观念，尤其在使大部分读者不明他意指的方式下使用“存在”这个字，而那少数的读者虽曾分辨出他使用“是”（“ａｍ”）和“不过是”
（“ａｍ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时所作的有层次的混淆，仍会感到这些混淆破坏了他整个的分析——虽然并不是真正如此。
在沙特思想中，“自体存在”
（ｅｎ－ｓｏｉ）是一种自足的存在，就是象桌子一类东西的存在：“自觉存在”
（ｐｏｕｒ－ｓｏｉ）
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存在，特指人而言。这种存在的结构与“自体存在”的结构不同。这里，“自我欺骗”的现象给了作者一个线索：自觉存在必须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使“自我欺骗”
成为可能？这个问题的形式令人想起康德和海德格，至少这个超验的模式是否破坏了沙特的思想这一点，是可疑的。
例如，他是否解释了一个可能在事实上没做过某些特别事情而自信已经做过来欺骗自己呢？他的理由是否解释了一个人如何使自己相信没有做过事实上已经做过的事呢？最低限度，沙特的论证方式引起了这类问题：他是在一个层次上从事思考，而在这个层次上，讨论是可能的；他的思想激起了讨论，同时他思想本身也是一种讨论的一部分。
我们很可以说，德国存在主义的缺点在它主要是一种独白。德国存在主义可以说只是造出一种语言。实证主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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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的批评成为不可能，而不以这种语言提出的问题，常被视为普通的，天真的，实证主义的以及非哲学的，同时德国的存在主义表现的方式也可说是属于说教式的。在两种情形下，它都是艰深的，而沙特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思想风格并不如此。
根据沙特的理论，使自我欺骗成为可能的是自觉存在不同于自体存在，或者具体一点说：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同性恋者、侍者或懦夫，与我们说他是六英尺高或头发是金黄的，并不具有同一的意义。如果它只是说一个人不仅是侍者或同性恋者以及他的特性不能为这个事实所尽的话——沙特有些诡谲的语句，看起来好像这是唯一的论点——那么我们可以反驳：说一个人不是六英尺高的人，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句话时，也是真的。像“可能性”
，“选择”和“决心”等字眼暗示出这个问题的难关。
如果我是六英尺高，那样就是那样，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正如说桌子两英尺高一样。
但是，说一个人是侍者或懦夫，其意义是与此不同：它依赖于不断的新的决定。我可以说，现在我必须脱离，否则我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侍者或懦夫，似乎作为侍者或懦夫好象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样。实际上，这种表面的对于事实的陈述掩盖了一种“决定”。
这个论题在其他地方也被讨论到而没有妨害沙特在“反犹太的画像”中的术语。
这里沙特试图表示，说一个人是反犹太人的，和说一个人的头发金黄色的，并不具有同一的意义；沙特说他选择作为一个反犹太人者，因为他惧怕“自由”
、“公开”和“变化”
，及希望象物一样地坚实。他希望获得同一性，他希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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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种东西，就象桌子之为桌子或岩石之为岩石一样。也许起初，他扮演一个反犹太人者；但是，当他成为他的第二本性时，那么这个人所获致的就只是对自由的逃避：他已放弃了他的人性。
沙特并不是从一种先验哲学推论出他的《画像》（Ｐｏｒｔｒａｉｔ）的，在这里被凝炼为一篇论文的那些观察，早在《存有与空无》出版四年前的《一个领袖的幼年》中可以发现。
这篇故事与《墙》出版于同一卷书中。
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沙特关于“存在主义”
的演讲，可能是他最有名的著作。这是相当不幸的，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篇临时的演讲，这篇演讲虽有许多地方生动明朗，也毫无疑问地值得加以注意，但却带有时间性的特征。它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些因对事实不必要的错误陈述和疏忽而站不住脚的论述，另一部分是对存在主义所下的定义。这种定义已为雅斯培和海德格所弃，也应为沙特所不取的，因为这个定义对他自己思想的内容，也是不中肯的。说存在主义是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学说，已成为目前一般的看法，而这句话却阻碍了我们对于这一个复杂运动和沙特哲学的了解。
至于他对这个定义的意义所作的说明也引起了很多批评。在演讲的后面一部分，对某些康德伦理学说的论述也是如此。
然而，还是有很多好东西使这篇演讲值得一读再读。
这篇演讲的目的是针对一九四六年那些重要的批评而提出他自己的辩护。
十年以后，对沙特的反对稍微有点不同了，至少在美国是如此。这些反对是做为慢待他的思想的一种借口，其实他的思想根本没有被研究，只是被忽视。就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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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由，一些妨碍了严正批评的不相干的责难，可以在这里简单的举出来并加以反驳。
第一，最普通的也是最不严正的一点是说他在咖啡馆写作，并说他对于性的问题讨论得太多。一位英国评论家曾说他的五个短篇故事使得《查泰莱夫人情人》一书退避之舍，一位美国出版商曾将这点印在平装的封面上。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