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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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后来发现他对于虚无主义的伟大启示以及克服虚无主义的工作，才在我心中获得了重要性（在我青年时期，我曾避免接触他，不喜欢他的极端、狂放和变化多端）。歌德助长了人性与不自觉的空气。呼吸这种空气，与歌德一块儿去喜爱梦幻世界中那些本质的东西，以及象他一样，带着一份敬畏的心情去接触光明的境界，乃是不安中的一份幸福，也成为正义和理性的一种根源。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黑格尔几乎是我在研究方面用不完的题材，尤其是在研究室中的教学活动为然。希腊哲学家总不能不加以研究。可是，在经过他们冷静的学说以后，我又想转向奥古斯丁。然而，尽管他对于存在的表现如何有深度，由于不喜欢他的饰词与缺乏一切科学的客观性以及他的可怕而激烈的情绪，又使我回到希腊哲学家。最后，我才更透澈地专心研究柏拉图，现在我觉得，也许柏拉图是所有哲学家中最伟大的。
在已故世的同时代人物中，除了最接近我的那些人以外，唯一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斯。韦柏（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只有他才使我知道人的伟大性究竟在什么地方。此外，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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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尼骚（Ｎｉｓｌ）对我也有影响，在我跟他工作的几年中，对于批判的研究和最纯正的科学方法，他为我建立了一个榜样。
甚至在哲学史上，我们也能见到我们这个时代惊人的敏锐性。黑格尔是两千五百年来思想的大结局，而柏拉图，除开他的思想内容不论，从他基本的哲学态度上说，今天还是象往昔一样的有影响力，也许比往昔更有影响力。
同样的，即使到现在，我们还是能够根据康德而从事哲学思考。
不过，实际上，我们不能片刻忘记齐克果和尼采所带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是如此的被弃，以致于我们经常发现我们自己面对着虚无，我们的创伤是如此的深，以致于在我们脆弱的时刻，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因此而趋于死亡。
现在，自巴门尼底斯（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到黑格尔以来，其间所产生的一贯哲学的稳固性，已经失去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基于人之存在的单纯基础而从事哲学思考，这种人的存在之基础为某种意义上现已终结的西方几千年来思想活动所本。以另一种方式来了解这个基础，我们便是把印度和中国作为另外两个哲学思想的新途径。在几千年的思想崩解时期，不要陷入虚无之中，我们要在自己的脚跟下发现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我们要在一历史的整体中去抓住那唯一普遍的现象，此现象的内容可供后世作前所未有的更深刻的探讨。
“一无所有或无所不有”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ｏｒ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乃当前人类精神命运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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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根本问题之道
哲学不是仅指认识宇宙（来自于不断的不定和转变中各种科学的总和）
，也不是仅指知识论（这是逻辑的一个主题）
，也不仅指各种系统的知识和哲学史（这种知识只接触到思想的表面）。
我的哲学是透过我的生活本身而成长的。
哲学思想就是实践活动，虽然是一种单独的活动。
哲学的沉思是一种成就，我由此而达到“存有”以及我自己。哲学的沉思不是一种以冷淡态度研究一门学科的无动于衷的思想活动。
如果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那是没有价值的。
即使科学知识，如果它有内容的话，也不是对于那些漫无目的对象作漫无目的的观察。因为只有在哲学上的活动，才能获得有效知识的精密客观性而成为实用。
哲学当作实践而论，并不是把它限制到效用或可使用性一点上，也就是说，不是限制到有助于道德或产生心灵的宁静一点上。
用知识作手段以想出关于一有限目标的可能事物，这样的过程是技术的活动，而不是哲学的活动。哲学思考是思想本身的活动。由于这个活动，人的本质整个被实现于具体的个人身上，这个活动发自于生命的深处，在生命的深处，它接触到时间中的永恒，而不是发自于生命的表层，在生命的表层它只在有限的目的中进行着，纵使这深处只出现于表层。由于这个理由，所以，只在个人的哲学思维达到极顶的时候，哲学的活动才是完全实在的，而客观化的哲学思想只是它的准备和回忆。
在这个顶点，这个活动乃是内在活动。
藉此，我们成为自己（Ｉ
ｂｅｃｏｍｅｍｙｓｅｌｆ）
，它是“存有”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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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它是成就自己的一种活动，但同时也体验自己为“被给予”的被动性，这个哲学活动的培养之神秘只有在展开哲学著作中的思想时才受限制。
因为，作为实践活动而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来自生活，所以，在任何一定的时刻，这些根本问题的形式总是与历史的境遇一致的，而这个历史境遇又是传统相续的一部分。所以，早先在历史上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问题，在这些老问题中，有一部分虽然经过几千年，与现在的问题还是一模一样的，另一部分则比较生疏，只有经过改头换面之后，才可以变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根本问题，经过康德系统的整理说明以后，可说相当简明了：１。
我能够知道什么？
２。我应该做什么？
３。我可以希望什么？
４。人是什么？
今天，这些问题以不同方式再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这些问题的起源也可以重新为我们所了解。这些问题的形式之所以改换，是由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产生的生活方式使然。
１。
科学已获得日益增大的非常的重要性，由于它的成果，科学已成为人类世界的命脉所在。在技术方面，它供给人类一切生存的基础，并且迫使一切环境产生不可预测的变化。
科学的内容，日甚一日地带来更大的奇迹，它反过来产生科学的迷信以及科学的极度憎恨。但科学是不能避免的，较之康德的时代，发展得更为急速，在方法的精确和实际的结果方面，它比过去更为彻底，所以“我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同时也更为确定。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可以说康德仍是知道得太多（如果我们误把他的超验哲学当作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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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知识，而不把它当作超越中心必须完成的哲学知见）
，也可以说，他知道得太少（因为在数学上、科学上与历史上惊人的发现以及知识的许多可能性与其结果，大部分还是在他的眼界之外）。
２。
人类大众社会在规定的方面上，产生了一个生活秩序，这个生活秩序将个人联接在一技术作用的组织中，而不内在的从其心灵的历史性中加以联接。由于不满意于单纯的成就而产生的空虚以及当相关的道路破坏时所导致的无助，带来了心灵的寂寞，这种心灵的寂寞是前所未有的，一直到最后使我们深深了解人与人之间建立交通的重要性以前，这种寂寞隐而不现，在性欲或不合理的活动中追寻慰解而徒然无效。
即使当人们规制他的生活时，人们总是感觉到，似乎种种事件的起伏已将他拖离他的中心而带到汹涌澎湃的历史海洋中。而在这滚滚的旋涡中，现在他似乎必须找寻一个立脚点。凡强固和确定的东西不再是究极的。道德不再适当地建立于有效的法则上，因为法则本身也缺乏较深的基础。
“我应该做什么？”
这个康德所提出的问题，不再为无上命令所充分解答，而必须为每一伦理行为的基础以及人与人交通中的知识所补充。因为，我的行为之普遍有效法则的真理是受我所行为于其中的某种交通方式所限制，因此，“我应该做什么？”
这个问题，须以“人与人间的交通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为先决条件。我如何才达到人与人间可能的交通之中心呢？
３。
我们经验到科学的限制就是我们认知能力的限制，也是我们透过知识和能力以了解世界的限制，科学的知识在面对一切根本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经验到人与人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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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限制；即使它成功了，还是缺少一些什么东西。知识的失败和人与人间交通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混乱，在此混乱中，存有与真理失败了，而在服从规则或无思无念中找出路都是无效的。真理的意义尚有另一种价值，这里所谓的真理不仅仅是科学中所谓的真理（说得更恰当一点，应该是正确性）
，我们要把握真理本身，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乃成为一个新的、更迫切的、更兴奋的工作。
因此，我们的哲学思维可以归纳于三个问题：在科学中我们能够知道什么？
我们将如何实现人与人间最深切的交通？
我们如何达到真理？
这三个对知识、对人与人间的交通与真理的根本性的追寻产生了这些问题，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达到探索的道路。
但是此一探索的目标则是人和超越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乃有了第四个和第五个基本问题。
４。
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我可以接近的实在（ｒｅａｌｉｔｙ）。
人在世界中产生了“出现”（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接近”
，“完全”
，“生命”。
人是一个所在（ｐｌａｃｅ）
，在这个所在上并且透过这个所在，任何实在的事物才完全对我们存在。不能成为属于人类的，就归于虚无。人是什么以及人能成为什么，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
但是，人不是一个自足的个别单元，人是由他据为己有的某些事物所构成的，在他每一个存在方式中，人是关联于他自身以外的某些东西，就关系于世界而言，他是他所在的世界中之一物，就关联于对象而言，他是意识，就关联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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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构成整体的观念而言，他是精神，就关联于超越性而言，他是存在性。人总是由于专心贯注于这个“彼”
（ｏｔｈｅｒ）而成为人的。只有透过他的参与于存有的世界、无穷的对象、观念和超越中，人才会自觉为实在的。如果人把自己作为直接的对象，那么人是走向危险的末路，因为，可能由于这样做的结果，他将失去“彼”之存有（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而在他自身中，也将一无所有了。如果人要直接抓住自己，他就不再了解自己，不再知道自己是谁和应该做些什么了。
由于十九世纪的教育方法，这个混乱更被加强了；人类对于那时候各种事物的丰富知识产生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似乎能够支配万有，而他自己则什么也不是。这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不再如其所是的置意于事物，只把它当作教育的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