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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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赞同这个观点的人共事。由此，我们发现，陈独秀最终于1920年8月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儒家学者”组成的松散集合。［13］在北京对党组织的含义比陈独秀可能知之更少的李大钊也组织了一个由6名无政府主义者和2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劳动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3）
*《中国共产党简明史》，出自《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卷分册，4页。这些是1927年张作霖在搜查苏联使馆时没收的文件。虽然经常指责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但是对其中一些文件仔细调查并没有证实这个说法。凡是能够用其他记述核实“简明史”的记述的地方，每一处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然而，1920年6月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即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出现。魏金斯基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他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且被李大钊介绍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魏金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他的总部，并且立即开始了建党的任务。完全可以设想，与陈独秀的多次会面魏金斯基都是为了向他解释共产党不是致力于组织劳工的一般性任务的“有良心学者”［14］的某种松散集团。虽然如此，最终在魏金斯基的财政支援下于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十分模糊不清的集团。这种对最反列宁主义的非正统的宽容可能反映了魏金斯基可以将这些盲目的、年轻的激进分子中许多人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想法，不然它可能只反映了外国人没有能力辨别一群中国年轻的激进分子观点上的细微差别。
例如，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之一———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戴季陶———甚至在1919年陈独秀转变之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与另一名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胡汉民都在1919年年底开始在国民党的机关报《晨社》上发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然而，他们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的含义，由于它适合中国，才将他们吸引过来。正是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掌握权力的、训练有素的精英群体的主张，使孙逸仙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理论明确化，才吸引了他们。1920年2月戴季陶指出“至于说到‘革命事业’非是要革命者的团体成为有力的团体不可。……这就是二十世纪‘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15］。对戴季陶、胡汉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获得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由于冲淡了阶级斗争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真正感到马列主义可以作为他们民族主义方案的思想基础。［16］
*1919—1920年期间出版的一期《改造》刊载了戴季陶和胡汉民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和日本现代思想独特特点之一的保守主义马克思这种特殊现象的起源。虽然1919年10月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兆的开拓性尝试，但是1919年11月胡汉民的《历史唯物观批判之批判》一文比我们能够在李大钊或陈独秀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任何论述都更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从这个基础出发，戴季陶有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甚至与陈独秀合作在青年团中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然而，正是在此时共产国际开始宣布其领导地位，陈独秀与戴季陶之间出现了分裂。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戴季陶片刻也不能容忍外来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鉴于这个观点，戴季陶由“共产主义者”到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似乎并不像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彻底。重要的是，戴季陶后来与共产主义者的一些辩论仍然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4）
无论如何，在魏金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的知识进展很快。1920年9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在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上成立真正的共产党。［17］清除不同意见者的工作开始了。由于在不同意见者中最不服从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们发现在1920年年底和1921年年初，陈独秀的著述多数是针对这些否认“强权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18］的年轻人的。至1921年5月，陈独秀对这些年轻人令人恼火的反对意见越来越不耐烦，以至于他大声疾呼：“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的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由于对陈独秀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人生活中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传统更令人讨厌的了，因此这个指责足以反映出他的憎恶。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轻易相信善心的精英分子本身可能反映了他如此坚决否认的儒家传统的影响。或许害怕国家权力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将在中国保持一种孤立的发展，而相信掌握在“适当人手里”的国家权力能够将人们带入一个美好的社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赢得广泛和持久的认可的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生活中儒家思想传统的恒久影响。
在与罗素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一些人激烈的争论中，最终涌现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核心。在1921年初，陈独秀接到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为他所占据的广东省改组教育制度。陈独秀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在广州进行建党的组织活动，并且很快就组成了一个以陈公博和谭平山为中心的党小组。在北京，李大钊也组成了一个类似的小组，其中包括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和邓中夏这些后来的著名人物。在湖南省，由于大量的组织活动而颇有些声誉的毛泽东，据他自己讲，早在1920年冬季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影响下开始致力于组织劳工的活动。［20］
至1921年7月，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表面上有了共产党，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创造了条件。由少数人参加的这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秘密召开。然而，会议的讨论被租界巡警发觉而中断，会议代表转移到南湖船上结束了剩下的任务。这次代表大会没有保存下来任何记录。［21］
当我们查看与会者的名单时［22］，我们有些震惊地发现，即使这个人们坚信不疑的共产党员的核心中仍然包括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名字，后来证实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动机与其说接近陈独秀那些人，不如说更接近戴季陶那些人。
此外，我们有一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报告，如果它是可靠的，它将表明这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核心仍然是十分表面的。这个报告指出“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陈独秀提出的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提议被认为有些过于激进……李汉俊的建议与众不同，主张派代表去德国和俄国考察德国和俄国革命相关的优点。他得到了陈公博等一些人的支持”［23］。此次大会上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5）
由此看来，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信奉共产主义仍然是非常暂时的和表面的事情。他们仍然是五四时期的年轻人，试验各种学说但没有笃信一个。他们以先前接受基尔特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博爱理论的同样的态度接受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加拉罕提议以及由十月革命而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救世主的希望，只是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接受共产主义学说的情感氛围。只有通过艰苦实践，他们才会明白在思想和行动上全部信奉的含义以及铁的纪律的含义。
颇为重要的是，从后来事件来看，毛泽东可能是这些早期党员中少数几个凭借经验意识到列宁主义是一种组织方法，而不单纯是另一种学说的人中的一个。虽然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接触使他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他在湖南组织活动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革命性变革”。当然，这个见解是列宁主义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单纯为实现革命性变革———而是为获得权力。
然而，尽管党的建立者们的思想各式各样，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标志着他们在知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俄国顾问帮助下，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当时开始明确为一个政治实体。据波多野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党的组织问题，成立了党的机构以及由陈独秀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24］然而，党自己制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工同盟。虽然我们发现在有关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必要性上有些含糊，但不容置疑的是，陈独秀把组织劳工看作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所以其他所有的都是次要的。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一书中指出，在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党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目的是组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所有分散的、松散的劳动团体。［25］
1922年的事件表明，在建立了行动纲领和“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之后，陈独秀这位昔日的大学教授和他的学生追随者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这个任务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铁路工人工会中的迅速扩大，由年轻的天才组织者李立三在汉冶萍铸造厂组织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会，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在5月于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赢得的领导地位，一定完全出乎意料地保持了陈独秀的希望。
当然，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中国产业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后来事件所证明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稍后建立的全国总工会都没有他们壮大的外表所显示的那样紧紧抓住中国工人。邓中夏抱怨，党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甚微，由于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加入共产党，党在吸收工人党员上努力甚小。由此看来，“书记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工具———一个只要它能为工人赢得好处，就会受到欢迎的工具，只是一个与工人没有多少密切联系的工具。［26］
然而，在1922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巨大的工人运动高潮。陈独秀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他的社会主义提前实现的美丽梦想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么陈独秀将继续尽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唯一的使命，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6）
［1］《对于时局之我观》，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4］同上。
［5］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6］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观》，见《新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