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4-温情毛泽东-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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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邵华而言，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活跃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无论做什么事，父亲的话语都会始终不断地回响，一直影响着她、激励着她。
毛主席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全党同志的心中是伟大的领袖，确实是世纪伟人，但是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他不光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位慈父，他很体谅、很了解孩子们的心情。只要我们的愿望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他就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所以我深深感到，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第五部分访问 沈同 上
沈同，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景县。1949年10月，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了毛泽东的警卫。由于他机智灵敏，毛泽东每次出外视察都要带上他。他处理过多次意外事件，这位从中学时就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地下党，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竟显得很紧张。
第一次见主席确实很紧张，那时候我就是说不上什么话来。我在门口站着，他到勤政殿来开会了，他看见我，笑笑，你说我说什么好啊。这时候，主席先跟我握手，我高兴得不得了。他看我紧张的样子，他说你做工作，这我一下子还不好答。因为我们在山沟里头，没有职别什么的。我想了一下，跟毛主席说我管文件，主席看出来我这紧张的样子，他说，那么天下的文件你都管啊。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这倒好了，放松了，所以都没什么忌讳。
一开始，沈同担任中南海警卫处的秘书，因为他曾在北平搞过地下工作，熟悉北平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外出必定带上他。后来，沈同升任警卫科科长，毛泽东出行的许多工作都要他提前完成。
汪东兴是跟着主席从延安过来的，那时候他是主管主席警卫的，他们都在丰泽园里面，我是警卫处的秘书，每次汪东兴跟着主席外出必定带着我，因为叫我给他布置警戒线，外围的路线、当地的路线他都不清楚，我最清楚，因为我当时做地下工作，我就在北京，所以他都带上我，这样子，我就开始做主席随时活动时的警卫，只要是主席外出，汪东兴去就叫上我。有时候主席要到下面调查工作，要外出什么的，他也会带上我，坐专列我就组织专列，坐飞机我就试验飞机。后来主席越来越忙，开会什么的时间就紧迫得很，所以他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在勤政殿开会，有时候上怀仁堂开会，有时候到颐年堂开会，因为这些地方过去我们不常用，没有专人照顾。他一去我们就要告诉服务人员到那开个门，准备茶水什么的，后来汪东兴说这个不方便，最好是想去就去，到那就开，我说这个方便嘛，我们管起来，他说那好，你得当警卫科科长，我再给你几个人，把这些会场都给我管起来，主席不管上哪去，到那了以后，都跟回家一样，我说可以。就王永清、孟宪芝、徐永福我们这四个人，一个科长，三个干部，这样子，我们就把中南海里所有的会场都管起来了。
毛泽东很喜欢接近普通百姓，但人们一旦发现是毛泽东，就会高兴地奔走相告，场面也会失去控制。
有一次我记得，是主席外出。那是春天吧，他要去看看麦子生长的情况。经过徐州的时候，他一看，这个地方的麦苗长得真好，他说你停一下车，我去看看，他就下来了，沿着这个麦苗地走，走到一个村子边上，正好碰上人家当地开“三级”干部会，正在吃午饭。主席说这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看到反正有人在那儿，旁边那个当地的警卫同志说，这儿在开会，“三级”干部会。坏了，我说坏了，不行了。可是，主席还要往前走啊，你还不好挡他。他走到那儿，正好人家中午开饭，有一个小伙子，不知怎么又出来了，也看见了，就说，哎呀，毛主席来了吧？大伙儿就炸了。呼啦啦那些人哪，盘子、碗、桌子、凳子哗啦哗啦的，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我都听清楚了，我就赶快说挡一下子。挡也挡不住了，那些人他也不知道我是老几呀，他都往外走，我真是急得没办法了。急中生智吧，我就看当时正吃饭的嘛，我就拿了两个菜盘子，这么一扣，使劲一扣。啪，一响，大家都吃一惊，一下子鸦雀无声了，说这是怎么了。我借这个机会，我说毛主席来看大家，大家要有礼貌，你们都按照你的桌子位置，你们都回去，好不好。大家说好嘛，正说着主席就进来了。进来了，问问他们的情况，主席看看他们吃的东西，走了一圈。他那个地委书记要给汇报，主席说不用汇报了，我看到了你们的情况，我就了解了嘛。
……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并且喜欢轻车简从，不要太多的车辆出动。但是，警卫人员必须考虑特殊情况，要保证万无一失。
主席下去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曾经发现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下去了坐的车就是这么一个大队，让当地农村应接不暇，完了以后这些人回去还得跟着吃一顿，主席就很讨厌这种做法。他说，我不搞这套，你看这像话吗，你告诉人家了，人家专门成立一个班子迎接你，找了这么多人，跟代表团一样，那干什么去了，我是做调查研究的，我不要这些东西。很简单的，他看见大家排着车队也不好，他有一次跟汪东兴说，你们得改呀，你们不能这样做。汪东兴跟他说，主席咱们就两辆车吧。如果一辆车的话秘书也没地方坐，我也没地方坐，主席说那可以，以后就两辆车了。两辆车我觉得不够，警卫工作就是怕万一，要防万一，真正出事了，也不一定，但是有百分之一的出事可能也要做到防备。我说这要一出个事，你怎么办呢，当地也有意见，他说你们到我们这儿，不让我们的车跟着，那我们怎么保你的险哪。我就跟当地商量一下，我说，在我们的车一百米以外，你准备两辆车就可以了。如果有事，一百米，用不了几秒钟你那就跟上来了嘛，没有事你就离远了，就跟群众在一起，那毛主席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他的车队吗？也不是。所以到外地的时候，他都是跟上一辆车到两辆车，在很远以外，很远以外也有别人的车嘛，没关系。
第五部分访问 沈同 中
有那么一次，那是在上海，毛主席过一个大桥的时候，他这辆车灭火了，那司机着急呀，也修不好，他说这怎么办哪，我说不要紧，我一招手后头那车就上来了，我说主席呀，这个车不行，咱们得换一个车，他说你随便坐老百姓的车呀？我说是咱们的车，你上车吧，他就上了后头的车了。所以，以后他也不再说话了，他知道这个警卫工作不能没有万一，不能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这是我们做警卫工作里的万一事项。不出事便罢，一出事，你还要防备，不能没有防备。
……
1959年2月，毛主席让沈同陪他的大儿媳妇刘思齐，还有她的妹妹邵华，一起去朝鲜给岸英扫墓。
毛岸英是1950年去世的，刘思齐和他结婚还不满一年，他就牺牲在朝鲜了。主席过了两年才将真相告诉刘思齐，刘思齐一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1959年的时候，刘思齐向主席提出到朝鲜为岸英扫墓。主席让我陪她去。去的时候是在那一年的二月份，这是个秘密行动，不能惊动朝鲜官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金日成领导，他如果知道是毛主席的家人来了，那就麻烦人家太多了。去了之后，罗瑞卿部长特别给乔晓光，他是中国驻朝大使，给他写封信，有事让我们再商量。我们的军代表在沈阳接待我们，跟我们一起去了，就进朝鲜了，因为他是军代表，他进朝鲜也不受检查，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去之前，主席交代，一个是保密，一个是所有经费都由主席的稿费出，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叶子龙让我给刘思齐她们买了几件衣服。我们做的工作都很顺利，到那就住我们的大使馆里头，谁都不惊动。可是到了最后这一关，就是去扫墓了，他这个烈士陵园不准人随便去，要去的话必须有领导的手续，然后才能让进。我们去要是办手续那就麻烦了，所以乔晓光大使，还有那个叫什么荣，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们这边的军代表（任荣当时是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三方是吧，这是我们这边的军代表，他一直陪着我们，闯一下，就是大使也来看了，到那去，他们还是没让进，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情况不一样，因为大使都来了，军代表都来了。就赶快把领导找来了，领导来了之后，乔大使说就给他说了吧，这个来的意思，跟他说了以后，他说这得好好招待，你们愿意看什么看什么，我们给你做向导，那里有好多坟墓，他一直领我们到毛岸英同志的墓上。
刘思齐快步上前，跪在墓前双手抚着墓碑放声痛哭，直哭得撕心裂肺，闻者心碎。她喃喃地哭诉道：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父亲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由于极度悲伤，她几次差点儿晕倒。
我们只得把痛哭的姐妹俩连劝带拉地搀扶起来，又搀扶着她俩沿毛岸英墓缓缓绕行一周。
离开墓地之前，刘思齐边抽泣边在毛岸英的墓地里捧起一把土，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起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她再次向毛岸英烈士墓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不得不走了，她一步一回头地挪动脚步，望着毛岸英的墓依依不舍地说：“再见了，岸英！安息吧，岸英！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时，大家见墓都拜了一下，完了以后，朝鲜同志就在那现场摆了宴会接待大家，就在桧仓志愿军烈士墓的办公厅里面摆了宴，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估计他一定想不到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我也不懂这个事情，主席让我陪她来，就是来了又回去了，按主席的办法，后来看看他这个领导怎么提吧。后来说了一下，他那有个女同志叫朴正艾，是朝鲜中央的女代表，她说她晚上接见刘思齐，刘思齐说那咱们去吧，我说不是咱们，是你去。后来她说那我带我妹妹，我说那可以呀。我当时也不放心，因为她也没见过什么外宾什么的，就让大使也跟着去，大使说那可以，于是大使跟她们一起去的，朴正艾接见的，给了她们礼品，就说她们如何怀念毛岸英什么的，就把心情表示一下吧，后来就回来了。
1959年6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终于抽空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家乡韶山冲。
1959年吧，毛主席外出做调查，路经长沙，当时湖南的书记周小舟，还有几个那都是很熟的同志讲，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可以回家看看，群众渴望你回家看看，主席当时说：“短时间的可以。”于是我们就去了，坐了一半儿火车，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当时才修了一半，我们坐到中间下来以后，又坐的汽车，就一直到了韶山冲。主席下来以后，是回家了嘛，到处看一看，非常高兴。回家第一个是和亲友们谈话嘛，尤其过去有些老人，主席专门把这些老人，也有亲属，也有老朋友，聚到一起吃顿饭，促膝长谈嘛！所以，主席在后来写的一首词里，就有这么一句：故园三十二年前。大家在一起讲当年的一些事情，一直很晚很晚了。到了第二天早起，他不一样，平时主席起得很晚，这一天他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