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的坎坷人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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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最好的归宿。
　　
　　“李健生教育基金会”
　　
　　李健生女士不仅是章伯钧的生活伴侣，她生前也一直是位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从年轻时起，她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李健生一生中受两个人的思想影响最大，头一个当然是她的丈夫章伯钧，另一个人就是邓演达。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到达北平，他听说李哲生的妹妹在北大医学院读书，便马上去看她。他见李健生宿舍里堆满医学书，便问她：“你是否想成为一个名医？”李健生说：“我只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报效国民，服务社会。”邓演达说：“你的志向是很好的，但对于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但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漫长、曲折，从而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这个使命，作持久的奔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健生跟随章伯钧南北奔波，成为章伯钧在事业上的助手。“福建事变”时，李健生为了帮助丈夫做好“计口授粮”的试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安排伙食、接待来访、拟通知、作记录，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叫一声苦。1949年9月，李健生于40岁盛年之际，带着两个女儿从香港到达北京，应邀与丈夫一起参加了全国政协。
　　
　　建国后，李健生担任了北京的卫生局副局长，她在这个岗位上卓有建树，受到市民和北京市领导的好评。李健生女士还是民盟成员，在盟内分管妇女工作。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她率先提出社会人口问题，建议适当提高妇女婚龄。1957年，章伯钧被划为右派，有人动员她离婚，她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离婚，绝对办不到。”第二天，这段话上了北京各大报，她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
　　
　　“文革”后，李健生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副主席，1990年病逝于北京。1993年，章伯钧先生的三位子女共捐款人民币二十万元，在李健生女士的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用以奖励该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
　　
　　章伯钧作为一位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卓越贡献的职业革命家、视天下为己任的优秀知识分子，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极“左”岁月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沉甸甸的。
　　
　　（此文原载于徐福生主编的“目击20世纪从书”《共和国风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