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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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热情地赞扬《子夜》的成功。他写道：“在中国，
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
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
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
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
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秋白的评
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他的见解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
的。①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43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③《读子夜》。《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1933 年8 月13 日。
在和茅盾交往的过程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先生。他对这位几乎比
他年长二十岁的文坛盟主，早已十分敬佩，却至今未能见面。茅盾说，待方
便的时候，同他一起去拜访鲁迅。
5 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来了。他是给茅盾送刚印出的左联秘密机关刊
物《前哨》的。
瞿秋白看了上边刊登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是第一次见到瞿秋白。他和茅盾
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最初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
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谢旦如家，为瞿
秋白夫妇找到了住房。不久，他们便从原来住址搬进了新居。
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紫霞路六十八号的主人谢旦如，是一位比瞿秋白小五岁的青年人。长
身玉立，面庞清癯，心地纯正，态度谦和；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谢家世代
经商，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家资万贯，藏书丰富。谢旦如喜欢
文学，思想进步。1921 年与应修人办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 年底由应修人
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1929 年后，先后在老西门、静
安寺开过几家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前哨》创刊，便是由他筹集经
费，接洽印刷出版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
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处华界，国民党当局管辖区内，本来不利于革命者避居。但
是，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
富家公子哥儿，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说服了夫人钱云锦和老母亲。然后在报
上登了招租广告，并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6 月间，一切安排妥当，
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①，剪了平头，一身
浅灰色的长衫，脚穿布鞋，完全是个乡村教师的模样。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
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又有人送来两只皮箱。
谢家的人，除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
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①一说化名林复；此据杨之华：《回忆秋白》。
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座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后两门。
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房中原有。东南面放
一张宁式双人床，北面靠阳台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放一
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保存着大量的文艺书
籍和期刊。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书房
中的藏书。杨之华对钱云锦说：进了书房，就得花一天时间。他们在谢家吃
包饭，一日三餐两家在一起吃，关系处得很亲密。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
谢旦如谈天，有时听听收音机，或者给谢家的孩子讲故事。1932 年一·二
八事变发生，两家从南市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华兴坊十号的一座
洋房。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谢旦如母亲去世，灵堂设在一楼。杨之华
象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
她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这位林家嫂
嫂很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
六个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
里。①①钱云锦：《忆谢旦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党史资料丛刊》
1983 年第3 辑。
参见周枙伽：《回忆谢旦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2 辑。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4 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把对左联的意见对瞿秋白说过。茅盾
说：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
的看法。5 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瞿秋白知道后，邀茅盾去谈，
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
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
瞿秋白还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 年以来的
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
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带个头。
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
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内容专登文
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创办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这
就是在同年9 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
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
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
部在《北斗》上刊载。左联成立于1930 年3 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
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
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
受到“左”的影响。8 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
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
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
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
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
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
状况，直到1931 年11 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
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
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
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
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
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
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
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
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
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
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
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
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
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
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
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
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
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①茅盾：《“左
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3 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
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
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
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
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
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
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
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
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
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
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
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
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
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
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
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
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
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
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
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
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
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
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
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
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
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 年10— 11 月间，
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