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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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
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
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
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
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
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
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
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
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
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①《六大以前》，第691 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
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
“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
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
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
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
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
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
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
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
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
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
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
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
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
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
‘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
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当时，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
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应当联合的唯一民主
力量，而抛弃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抛弃工人群众。瞿秋白指出：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动摇
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部分地脱离他们的影响。
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
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
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
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
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
瞿秋白列举了1923 年至1927 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十七例。“将
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
革命武装。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
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
‘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
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 年9 月，北伐军已到汉口，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
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
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
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
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
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
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
“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
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
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
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
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
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
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
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
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
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
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
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
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
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
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
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
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
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
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
实行武装斗争。他说：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
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
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
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
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
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
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
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
队。他说：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
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
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扎的军队发生密切的关
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
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
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
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
署，直隶于市政府的。
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
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 月20 日写了《论中国革
命之三大问题》一文，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作了十
分精辟的阐述：
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
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
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
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
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总之，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
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
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
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
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
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
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
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
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
而又有说服力，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保卫了中国的
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
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否定了“向
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
很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
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
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揭示出来了。
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
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
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