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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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
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
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
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
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
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
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
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
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
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
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
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
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
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
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
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
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
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
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
作任务。
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
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
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
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 月24 日晚9 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
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
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
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
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
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
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
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 月25 日至28 日、3
月1、2 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
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 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
汉。
支持毛泽东
武汉是在1926 年10 月10 日，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攻占的。
武汉大捷使一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振奋。同月，国民党
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
通过的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
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
电汪精卫，要求他即日由欧洲返回国内，销假视事。11 月，鲍罗廷、宋庆
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12 月13
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代
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 年1 月1 日正式办公。但是，曾
经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广州迁往
武汉的谭延辏Вü裾飨⒄啪步ü竦持谐；岽飨⒄倏�
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他所控制的
南昌。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
斗争，使其改迁阴谋未能得逞。2 月21 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
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 月上旬，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Ш鸵徊糠种醒�
委员由南昌到达武汉。
1927 年3 月间，当瞿秋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第一次来武汉已
经整整过去十个年头了。旧地重游，时势剧变，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为国
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所在地，武汉俨然成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启程返国的
“左派”领袖，文质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卫和他的拥护者们，似乎与长
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尖锐的对垒，以致中
共中央机关也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将在这里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瞿秋白先期到达这里，为的是就地参予指导五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
约在4 月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中，也潜伏着危机。暗里明里的
反动派，集中而猖狂地攻击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
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打击这股反动的逆流，于1927 年初深入到湖南农
村进行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报告只在《向导》刊出
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到达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钦佩和赞
同，并为其被停发表而感到气愤。4 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给共产党办的
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广为传播。书名改称《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计
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
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4 月11 日深夜，瞿秋白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写了一
篇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他写道：
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
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如今的世界
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
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
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
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
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
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当皇帝。。。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
们是“匪徒”。
这种话是什人说的话！
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
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
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
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
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事实雄辩的证明，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从事
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 号的一栋二层楼房内，楼下
是中宣部机关，楼上就住着瞿秋白。他除了负责中央的工作、主持宣传部外，
还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工作非常紧张。他到军校讲
课时，不得不穿上军服，但回来马上就脱掉，依然是文人风度。这时，正在
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不时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来。
瞿秋白敬佩郭沫若，说他敢于当面拂逆蒋介石，有一种四川人豪放不羁的气
概，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4 月初，中共中央派沈雁冰接替高语罕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
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报
社社长董必武，总经理毛泽民，而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除一人是国民党左派，
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报纸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也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
的。因此，沈雁冰就去找瞿秋白。沈雁冰后来回忆这次相见的情形时说：“我
们已有几个月不见面了，不免倾谈一番各自的经历和感受。
他精神烁烁，但头发却留得很长，大概没有时间理发。他听说我要编
汉口《民国日报》，就说，当前的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
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
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说《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
旗帜很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他对蒋介石的反动很忧虑，说此人十分
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
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果然不出秋白所料，没有过几天，蒋介石
就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
命》。《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身在上海的杨之华，在上海总工会以非凡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
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她与瞿秋白保持着书信联系，
时常写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形。瞿秋白写信要她谨慎地工作，并指出，革命前
途远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4 月13 日，蒋介石的军队在宝山路
屠杀举行抗议示威的工人群众时，杨之华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在前一天，即
4 月12 日晚上，她接到中央从武汉拍来的电报，要她立即动身到武汉，并
且收到了一张长江轮船的船票。杨之华于13 日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瞿秋白见到杨之华，愉快地对她说：“我们离别一个月，革命的进展比一年
还快！”他取出三个文件交给杨之华。三个文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手稿和《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手稿。
瞿秋白对杨之华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难道他们没有别的什
么话要说吗？分开了一个月，却象每天还在一起，除开不断的通信以外，他
们的心灵始终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
了。这两个青年革命家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业第一的崇高信念上
的。奔波，离索，甚至随时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牺牲，都不能够迫使他们离开
斗争和事业，那怕是后退半步。他们的每一次重逢，又成为新的奋斗的起点。
“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随着革命的深入，武汉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
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群众革命运动，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