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7-三国前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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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只是，这丝毫起不到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却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韩馥又没有这个心境。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而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前已经述说。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助他摆脱无形利害纠葛的依靠。有了它，可以听任袁绍起兵，去回复士人的激越行为；拿着这纸文书，又可以避免事后可能出现的董卓对他的责难。但这并不等于韩馥从此可以出离于汉末政局之外，由袁绍起兵所激发的士人奔赴国难的炽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韩馥的心情。
不过，他仍旧很苦恼，这时的苦恼从他与手下智囊刘子惠的一番谈话中，我们就可以体味到。
在读完三公移书后，韩馥问手下文武，说：“现在我是帮助袁绍，还是帮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刘子惠答曰：“此番兴兵是为国除害，何言袁、董！”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生存还是死亡（2）
但是，在义正词严之后，刘子惠转向了对韩馥处境的体谅，他宽慰韩馥说：“打仗可不是件什么好事，您切记不可出头露面，做什么统帅；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该派人去观察其他州郡的动向，一旦群情奋起，成了气候，您再参与进去也不迟。况且说来，冀州是一个大州，实力决不会在其他州之下，它的地位举足轻重。”
刘子惠的体谅，实则是让韩馥隔岸观火，明哲保身。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对冀州实力的权衡之上的，但他却没有真正化解韩馥此时的苦恼。
这时聚集在韩馥心头的愁云越来越浓，韩馥有些迷失方向了。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他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袁绍起兵，韩馥聚一州之众全力资助，这对于韩馥和他的僚属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如冀州长史耿武等人说的那样：“袁绍势单力孤，只能仰仗于我们的接济，就如同哺乳的婴儿，一旦绝其哺乳，婴儿只有死路一条。”韩馥是不会把自己和冀州的未来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的，这对于韩馥来说，是“进”的苦恼；
二是凭借冀州的实力称雄一方，静观时局变迁，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要真正做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冀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它与司隶、青、兖、并、幽诸州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早就成为汉末豪强觊觎的肥肉，兖州刺史刘岱就曾扬言：“等到董卓死后，我就要挥师讨伐韩馥。”这样冀州的南面险象已生，而冀州的北面还有虎视眈眈、急于进入中原的幽州公孙瓒，在东面袁绍正蓄势待发，西面还有彪悍的黑山军盘踞在山岭间，时时会对韩馥构成威胁，韩馥身处其中，又怎能从容自保呢？这是“退”的苦恼。
在进退两难中，韩馥的犹疑之心依然。
但形势的压迫，使得他也不能不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去响应士人讨伐残暴的义举。于是，他率领兵众屯于邺城，与已经进驻河内的袁绍和王匡遥相呼应，以供应前方粮草之名而推卸了冲锋陷阵的责任，避免了与董卓的直接冲突。即使这样，他也未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对于所承担的粮草供应，也是尽可能地敷衍，试图解散前线武装。在韩馥的头脑中，士人的道义早已不复存在，他只求能够保全自己所获得的冀州——这份殷实的产业。
就这样，韩馥在邺城苦苦熬过了一年的时间。而一年，在汉末政治的时间表中，又是多么的漫长，漫长得足以重新塑造一个人，那么，韩馥是否也有所改变呢？
弄潮儿：机关算尽总是空
一年后的韩馥，不再一味地躲在幕后，也不再去做些牵制盟军手脚的事情了，他也站了出来，作了一次汉末政治的弄潮儿。这就是韩馥的改变吧！
初平二年（191），韩馥提议拥立幽州刺史刘虞为帝，从这次拥立事件的表面来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意，毕竟在汉末这种事情对于人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灵帝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就曾在一伙士人的鼓动下，要趁灵帝巡游之际，行谋刺之举，立合肥侯为帝；稍后又有董卓进京，肆意践踏皇权，弑杀废帝弘农王刘辩；一年前，士人同盟中又抛出了一份酸枣盟辞，其立意就在于否定献帝的既成皇统，韩馥此番的拥立是不是在回复这一盟辞呢？
不过，此次拥立并不是韩馥的个人所为，他是与袁绍联袂携手共图大业的。但，韩馥所表现出的热情使得袁绍难于企及。在写给袁术的信中，韩馥先是否定了献帝的地位，既而就对刘虞为帝的合理性，加以旁征博引，称道刘虞功德无量，又是汉室近宗，拿东汉最有效用的谶纬来表明上天早就有意让这位仁人长者做汉朝的皇帝了。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韩馥改变得实在有些惊人，难道他要做一个扭转汉末政治乾坤的英雄吗？要知道，在士人原有价值观遭到无情的粉碎之后，继之以武人的暴力，士人早已不去留恋维系他们心志理念的道德王位了。拥立刘虞，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内在的政治意义已转化为个人的私虑了。
袁叙（袁绍从弟）在给袁绍的信中写道：“现在的局势已经是疲敝不堪，而天意则对于咱们袁氏家族情有独钟，并且降下符应。”袁绍不仅要做强者，还要做皇帝，只是现在还是个不公开的秘密。袁术更是想做皇帝，几近痴迷，后来，他也果真给自己加冕了。
曹操在日后回忆起这一段时期，也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称王称帝呢！”
我们前面引用的曹丕在《典论》中的话，就是地方割据的写照——势力强的人控制了郡国，其次的则盘踞在小的城池中，势力弱的还要在乡间结聚人马。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生存还是死亡（3）
可见，国家已经是四分五裂，献帝在新士人的心中无足轻重，他们正沉浸在冷酷的利益角逐中，谁又会为汉室的复兴去殚精竭虑呢？
这样看来，韩馥拥立刘虞，似乎并没有意义，而且他这样做，极易受到已经死去的“正义”的批判。如果有人拿起这一陈旧的武器的话，它依然可以道貌岸然地起作用。
果真，在新士人群体中，出现了“正义”的呼声。曹操站在承认献帝皇统的立场上，抬出了节义的牌匾，认为少主受制于奸臣，如果大家不同心协力，拯救国家危亡，那么，他就要单枪匹马地去与残暴抗争了。
袁术也堂皇地宣布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当今皇帝没有皇室血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袁氏一门践履忠义的行为，已为天下人所共晓，群情激越，要讨伐国贼，洗刷耻辱，拥立新帝，不是我想听到的事情。”
加之刘虞又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决不会担负起不忠的骂名的。
一旦董卓借题发挥，以献帝的名义讨伐不臣，显然，也有效力可言。韩馥没有想到这重重的危机吗？
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拥立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谁都可以在上面写些东西，或是抒发一下隐秘的心情，或是张扬一下不复存在的热情。韩馥就借着这面幌子，想着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装集结已经一年的时间了，但却没有实质的行动去挽救危亡的国家，董卓也在长安城中观望，并没有动用他的精锐之师去冲击新士人的营盘，去瓦解长安的围困。而献帝和洛阳旧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长安，洛阳已经是一片瓦砾，徒有虚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换得了国家的最终消亡，虽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势利的端倪已经无法遮掩。韩馥对其间的玄机自会明晰，他可以不必为破灭的“道义”忧心忡忡了，一块心病自此除去。而作为自己麾下官员的渤海太守袁绍却以家族蒙难，获得了众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势，位居关东联盟的盟主，韩馥又怎能以大州长官的身份，在袁绍面前俯首称臣呢？既然讨董只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隐藏杀机，韩馥就不必再犹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拥立刘虞为帝，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标榜自己心向汉室，博得忠义的名声，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实力足以担当重任，其魄力决不在袁绍之下，至于拥立的成功与否，他并不挂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败，还有“盟主”袁绍在前面遮拦，他也不会因此获咎。
正当韩馥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新士人同盟却自行瓦解了，刘虞称帝化作了泡影，洛阳以东已经地域分割，先前还是互为友朋的新士人们各操刀枪火并开来。私怨变成了实际的杀机。而此时的冀州已是危机四伏。
客死他乡：生的惨淡与死的无奈
袁绍自从主盟以来，雄霸之心是与日俱增，但他也深深感到要成就大事，依靠别人的资助显然不行，必须要有一个稳固殷实的根据地，而在主盟期间，他并没有获得这种安慰。士人同盟解散之后，逼人的局势更加刺激了他寻求强大支撑的心念，近在咫尺的冀州，兵精粮足，顿时吸引了他的视线。
于是，袁绍调集兵马屯聚冀州边境。与此同时，幽州公孙瓒早已迫不及待，率领白马义从杀入了冀州，试图打通南下的通道，参与到战火弥漫的中原战场中，谋求一个霸主的地位；盘踞在冀州西部山区的黑山军这时也活跃起来，攻城夺寨，忙得不亦乐乎。这下可使韩馥愁上心头，刚刚培养起来的豪情壮志转瞬就熄灭了。他必须应对这繁杂的地方局势。
首先，韩馥自恃冀州兵精将勇，决定用武力解决已经出现在冀州北部的幽州军。然而，与公孙瓒在安平稍试兵锋之后，韩馥立刻感觉到白马义从决非浪得虚名，他们的彪悍凶猛，使得冀州军处于劣势。韩馥还难于在短时间内取得克敌的成效。
而恰又在这时，韩馥麾下大将曲义与韩馥分道扬镳，投奔袁绍去了，冀州军力为之一损，对于袁绍来说，曲义的加盟，更加坚定了夺取冀州的决心，他很快就将兵马推进到延津一线，伺机发动对冀州的争夺之战。这就使得韩馥面临着要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一时间，韩馥顿觉眼前的生存空间变得那么狭窄，狭窄得令人窒息。
如何在夹缝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韩馥又需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放弃武力，以退为进，出让冀州，放任多方势力在冀州的土地上拼个你死我活，待到元气大伤之际，他再出面收拾残局，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实在是一着妙棋啊！
主意既然已经拿定，尚未在他有所行动的时候，袁绍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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