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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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一在章句,一在概念,然而其变化递嬗的历史,却不同于古代,而是有
封建制社会变动的具体情况为其背景的。
上面我们说过,魏晋玄学主要在于一“名”字,所以然者,应从浮离游
闲的名族豪门的阶级性方面来找寻秘密。不要说王谢裴庾之家的人物,即何
晏王弼山涛诸名流代表,那一个不是出身皇亲豪门呢?至若王戎和峤下及石
崇王恺,那一个不是在富贵生活中善言浮华呢?老庄尚无为,诡辩尚无不为,
二者结合成了中世纪名胜的教条,由人性还元于自然,即“天地四时尚有消
息,而况人乎”,山涛从此教训嵇绍,就可不至“以人灭天”,就可以在杀
了他的父亲的晋朝做官,在大自然中(没有社会法则)无为而无不为。其实,
绍父嵇康在他的有名的声无哀乐论所用的名理,被过江的王大将军(敦)推
崇为“三理”之一,其中这样说,“夫殊方异俗,歌笑不同,使错而用之,
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
斯非声音之无常哉?”可见人们在无常的社会制度中(等于自然法则),可
以无不为而无为。康绍父子都是名通理胜的名士,在老庄与名辩的综合复古
之下,就有这样难受实践检证的“名”之牺牲者。有闲之士的烦琐概念的游
戏,比埋葬于训诂六经章句的考据优游,更为遗失个性,那里有文艺复兴的
历史呢?这样的“名胜”,对于腐败的皇帝政权是最有利益的。嵇康之杀夺
与嵇绍之生予,同于天地四时的消息,均于歌哭哀乐的情绪,这样就对于非
法之法的皇权说来,是头头是道的。在不断的“禅代”无常交替之时,魏晋
南北朝的“名”正“言”顺只靠辞句之铺张典丽,上至曹操以来的九锡文,
下至贵族的交游,都在于名言浮辞。司马昭之让九锡表,正是竹林七贤阮籍
“辞甚清壮”的名文。宋叶适所谓“奸邪者济其欲”,便是因为“名”之方
便附丽,可以歪曲现实。
魏晋以来的名士是把清谈老庄与善言名理,二者兼综的。钟会、裴頠、
卫玠、王敦、谢玄,史皆称为“名理”能手,究实言之,“名理”正是此时
代的思想灵魂,世仅知三玄之于魏晋为中心思想,而不知名辩更为其中心思
想的指示器。何晏“能清言”,“好辩而无诚”,王弼“通辩能言”,“辞
才逸辩”,向秀“最有清辞遒旨”,阮裕“甚精论难”,郭象“言类悬河”,
支道林以“支理”名家,殷浩“能言理”,这样看来,善辩与精练名理,实
相同训。正因如此,当时,惠施、公孙龙、墨辩才成为名胜的宝筏,例如: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裕)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
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
可得。’”(世说新语文学)
“司马太傅(道子)问谢车骑(玄):‘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
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世说新语文学)
鲁胜的墨辩叙,并不合后期墨家之经说,颜曰墨学,实则名辩。请看他
如何崇拜古代的诡辩学派: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
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
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
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
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
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
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
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岁,遂亡
绝。”(晋书卷九四本传)
上面分别的名辩派系,将在后几章详论,这里先记住:“两可”、“辩
同异”、“辩同辩异”、“名之至”正是魏晋名通的学派分野法。
除名辩而外,更有外来的佛理助长辩风。例如:
“支道林造即色论(如支道林集妙观章说,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
色不自有,虽色而空),论成,示王中郎(坦之)。。。王曰:‘既无
文殊,谁能见赏?’
支(道林)为法师,许(掾)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
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捨琛5侧涤蕉抑溃槐缙淅碇凇!保ㄊ�
说新语文学)
上面史实,仅指明名辩在当时学风中的重要性,所谓“两可”、“辩同
异”、“辩同辩异”,以及万能的“名之至”指导律,实在贯串了当时思想
界的主要倾向,所谓“正始之音”,就在这里获得解答(下章专论)。现在
我们特举当时代表名辩“四本”、“三理”、“三玄”等,试为诠释。王僧
虔诫子书说:“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本传),可知
四本论和“三理”(“声无哀乐”即三理之一),是当时的“言家口实”,
而“谈何容易”?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
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世说新语文学)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
究,但殷叹:“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同上)
一,按四本论为钟会所撰,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惟此论已不传,
据三国志魏志及世说新语说:
“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
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魏志卷二十八)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
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世说新语文学)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
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
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同上梁刘孝标注)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裴松之注引傅子曰:。。嘏
好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又嘏以钟会明智,交之。。。又
嘏与李丰同州,评李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权利,不与友善。)”
(魏志卷二十一)
从上面简略的史料来研究四本论的内容,实在有些困难。但综合了史料,
我们便可能推寻其要点,首先我们必须究明下列二点:
第一,性才二者,大约是讲本体与功用的关系。“性”言本体一元,“才”
言事功杂多。和傅嘏相友善的荀粲就如此说明“性”字:
“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则六籍虽存,固
圣人之糠粃。——(此说)能言者(亦)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注
引粲别传)
何晏论语集解关于此章说: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之理。”
魏晋人善论易继善成性的天人之陈,故性命之学被当作最高义看待。
“才”指事功,汉末以来,多见求“非常之才”之文,刘表、袁绍、曹操都
在利用“非常之才”,以禅非常之代,甚至曹操令求不仁不义而有治国用兵
之才术者。史称三国人才特盛,或称人才集于许下,当是所谓“非常之业”
的号召所致。一方面史籍或以异才、奇才、隽才、大才,或以才学、才文、
才识、才辩、才行兼备来形容当时人物,而他方面“魏晋之际,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才却可以导人走向
悲剧。晋书卷九四孙登传说:
“孙登尝谓嵇康曰:。。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
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世说新语栖逸略同:“君才则高矣,保身
之道不足。”注引文士传:“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
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
识物,所以全其年。”)
这里就发生了问题:性与才二者的同异离合究竟如何?在名辩方面讲
来,这就成了“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
了。在天性与人才的天人之陈,发生了争辩“是不是,可不可”的“两可”
么?“同而有异,异而有同”的“辩同异”么?“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
的“辩同辩异”么?这些都是有待解答的重大课题。九品中正举才的制度,
正在取辩的四本论上刻下了是非吉凶的名障,而刘劭的人物志就成了历史的
证件了。它反映了豪门大族阶级内部纠纷的同异离合,而在超现实的概念方
面标榜身分。
第二,我们虽仅知道傅嘏论才性“同”,李丰论才性“异”,钟会论才
性“合”,王广论才性“离”,而无法知道他们的论旨何在,但傅嘏与钟会
相异而实为合同派,李丰与王广相异而实为离异派,似乎有古代“合同异”
与“离坚白”的分野。
这里面有比周朋党的内幕。蒋济所谓“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
慎于其朋”,这话表面上是痛心当时豪门不能和睦,实际上暗示着阶级的内
讧。傅钟二人崇尚事功,走了左袒司马晋的政治路线;曹爽何晏邓扬一系是
曹魏宗室派的中心;李丰与王淩王广父子则是骑墙于二者的投机派。他们中
间的政权争夺的同异离合,决定了才性思想的同异离合。
这三派人除了傅嘏享年仅四十七岁,增封至千二百户善终外,皆死于司
马氏的淫威之下。连傅嘏最后也戒钟会说:“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之也,
可不慎哉!”三派在权势同异离合的钩心斗角中,仅留下了“四本论”的概
念题目,而现实却对于理论成了讽刺。所谓同异离合四方形的对角线,操在
司马氏晋宣王与景王之手,这就是史书所称司马氏尽诛名族。上述三派人物
都是食几千户、以至万户以上的领主。
(一)曹魏宗室派的曹爽是曹操的族孙,食邑万二千户,与司马宣王争
权,平分秋色。何晏是汉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的养子(其母为操所纳,随
母入宫,服饰拟于太子)。曹爽秉政,何晏邓扬(邓禹之后)李胜等为其心
腹,时称浮华执政,“轻改法度”。“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
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魏志更载其
与曹爽等淫乐纵酒骄侈盈溢。陈寿裴松之所记或有偏见,但世说新语也载:
“何邓二尚书独步于魏朝”(言语注),“以官易富邓玄茂”,“何晏以才
辩显于贵戚之间,邓扬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识鉴注)。松之
注谓何邓丁(谧)为“爽门三狗”,固然是刻薄之词,而此辈不长事务,浮
华成党,颇为事实。何晏在论语集解德不孤章说:“方以类聚,同志相求”,
可以证明他的主张。傅嘏恨其“贵同恶异”,不完全是攻击。爽败,何邓等
皆被司马宣王所族诛。
从史实再回求于思想,按四本论中的才性之辩,没有此派人物参加。原
因是“才”不为他们所重视,这不是说他们轻视功利,而是说他们外静恬而
内多欲,所谓“言远而性近”。何晏说: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