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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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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派到了鲍敬言更加发展了。他“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
无君,胜于今世”。他论儒家所崇拜的君道起源说:“强者凌弱,则弱者服
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
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因此, 
他以“由于为君”的统治权,才产生了“屠割天下”的君主。他虽然也如道
家,慕拟上世,但更特别强调了贵贱贫富之不平等,礼法制度之专为有产阶
级而设的道理,所谓“本无尊卑,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道德既衰, 
尊卑有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这些他所痛斥的剥削制度, 
皆是他所指的“儒者曰”寄托的立命处。(详见抱朴子诘鲍篇,详说见下) 
(三)论“儒道异”的显著人物是葛洪。凡二元论的折中主义,大约都
产生于正反二者争辩剧烈的时候,李丰论“才性异”是如此,葛洪在晋惠帝
时代论“儒道异”也是如此。用现在的成语讲,这种思想是“中间路线”, 
时而虽依违两可,时而更徬徨两不可。他曾说:“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
之则弊,。。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然而他却在养生论方面接受了嵇康
的思想,他所谓“安时顺处”,“祸莫大于无足”,“知命者不忧”,“为
乎无为,以全天理”,连术语也尽是老庄的旧话,他名之曰“道意”,名之

曰“至理”。他似乎仅于反对了道家的不利于统治阶级的“过火”论,故在
疾谬、诘鲍诸篇痛斥放任不检,非薄君主。其次,他对于儒家,批评俗儒“重
所闻,轻所见”的博士思想,然而他又在基本上皈依儒家,说什么“人伦虽
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有圣人作,受命自天。。。 
夫祥瑞之征,指发玄极,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
天意,彼嘉应之来孰使之哉?”他的四不像的理论,似乎守中立,而在本质
上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典型。
(四)论“儒道合”的一派,起于王弼向秀庾峻父子,下及郭象殷浩张
湛韩康伯等,在晋朝他们是支配的思想人物。(王弼有专章研究。)他们把
庄子在“材与不材之间”的相对主义,发挥到极点,居然处于“臣进退维谷” 
(殷仲堪语),“心徘徊以踌躇”(向秀语)之间,能使矛盾解消于“容迹” 
的“有无之间”。
前三派本书皆有专章研究,现在我们就要详细说明“儒道合”一派的社
会背景及其思想路径了。
原来经过魏晋“禅代”(一个不洁的历史名词),统治者不得不通权达
变,招来了些“不仁不孝”有才干进取的名族人物,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即
发现了所谓“通脱”,“清峻”,对于取得了政权的王朝,颇有不利,而“度
外用人”,反不如两汉博士的谨守规矩师法之易于利用。这儿,就是名门世
族的内部悲剧,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卷四
九),“魏晋去就,易生嫌疑”(卷九四),可以说是实录。鲁迅先生说得
好: 
“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
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
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 
他们的立足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但倘只是实行不
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
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
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昭)杀嵇
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 
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 
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
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201 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
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而已集) 
鲁迅先生以上的话道出了嵇阮刘诸人的一些思想路径,这是魏晋时代悲
剧的一面,然而还有迫于政权的压力,不得不(如向秀)或自甘(如郭象) 
走向喜剧的一面,使名教与自然二者结合,依据庄子一个现实的结论“不谴
是非,以与世俗处”,完成最不合理的约束是最合理的行为,“安时而顺处, 
哀乐不能入也。”这个统一,“与造物者游”之空想,事实上是没有的,惟
“与世俗处”之实际,却又远乎“天”,于是乎产生了晋人的一套“迹”论, 
下面我们先用史实来证明: 
“康既被诛,文帝问向秀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 
‘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后为散骑
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卷
四九)

但他怀念吕安嵇康,作思旧赋,也有如下写心之句: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
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晋书卷四九) 
著名的豪族庾峻,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他上疏晋武帝,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安定统治权,说出了当时儒道可合的政
策,他的话如下: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
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 
或出或处。故有朝庭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庭之士,佐主成化,犹人
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
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虽无功而能
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
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
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
玉帛之命,其次有儿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置才, 
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性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 
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 
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 
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
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晋书卷五十) 
他的两个儿子,仕于晋惠帝之时,庾珉因“世路如此,祸难将及”,自
料将死于非命,后果然。庾敳的名士事迹,史载更详尽,本传说: 
“敳字子嵩,。。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
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
重之。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衍贾谊之鵩鸟也。
其词曰: 
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 
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
安有寿之与天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
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货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躯
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
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玄旷之域兮,深莫畅而靡玩,元与
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
从子亮见赋而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 
答曰:‘在有无之间耳!’ 
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尝静默无为。叅东海王越
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时越府多儶异,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
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减庾子嵩?’象后为太傅主簿,任事专势,敳谓象曰:‘卿自是当
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敳有重名,为摚鹚疲欢哿不担刚呒ブ6脊俅邮挛箩阶
之,敳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场嘟冢┲笙茫卸傲

之用’。时刘舆见任于越,人士多为所构;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
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
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 
‘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
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同上) 
从上面的史实看来,向秀不得已而“容迹”,到了庾敳则拿家富二千万
的“聚敛积实”的小人行为,来容所谓君子之事迹,为无为,事无事于“有
无之间”。于是,不是以实践检证理论,而是以理论歪曲实践,使荣辱存亡
一致,善恶真假均齐,躬行了他的父亲献给武帝的政策“实际”,因而“节
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然而不有所谓彻底的卖身, 
甚至于贪污聚敛,还不可能齐一善恶,“无迹可间”的。向秀容“迹”,内
心里犹徘徊以踌躇,表示出神与形之矛盾,而庾敳则大言“蠢动皆神之为兮, 
痴圣惟货所建”,“至理”在实践之中应是“迹”近糊涂的蠢动,而无恶不
作的惟货所建,才是善之“无迹可间”。这正是胡适教人糊涂的所谓“理未
易明,善未易察”吧! 
至于郭象,好老庄,能清言,在“儒道合”的实际行为中,要比庾敳更
“无迹可间”,更小人形象些,这才能使理论歪曲实践,故他嗜好老庄,又
不妨“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正因为如此,庾敳见他“任事专势,谓象曰: 
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如果说为人行薄的郭象把向秀的
“隐解”,述而广之,则所述所广者,便是使“隐”义主动地成为庾峻反动
政策的理论指导。郭象理论的玄妙和实践的下流之“天才”结合,是一个喜
剧的概念家的典型! 
“儒道合”的教养,在晋朝颇有支配力量,此种风气即后世所谓的官僚
场中的“黄老哲学”,任职要静默无为,同流合污;退职则口无怨言,夷神
委命。例如清谈家殷浩虽有“进退维谷”之感,而大体上是朝野两宜的,据
晋书说:
“殷浩清徽雅量,众议攸归,高秩厚礼,不行而至,咸谓教义由其
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处国钧,未有嘉谋善政,出总戒律,唯闻
蹙国丧师,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卷七七) 
“殷浩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流
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同上)在理论上的
“儒道合”,正如他的外甥韩康伯所说: 
“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
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晋
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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