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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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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妥协的折中理论,而惟对于民间道教,则三教一致,皆认为迷执不道;对

于范缜的神灭论“异端”,更相互援引经义佛典,皆证其背经乖理,摈之不
与通“文学”。(所谓文学,在当时人视之,略当学术的名称,世说新语撰
者为宋人刘义庆,注者为梁人刘孝标。书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 
仿孔门四科之古代形式,而附以中世纪的内容,其文学一篇代表当时思潮。) 
佛经与三玄融合以后,稍变“正始之音”的形式,除了对谈赌理以外, 
更设座唱导,“唱导”是什么呢?高僧传卷一五唱导论说: 
“唱导者,盖所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 
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
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 
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唱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
后代传受,遂成永则。。。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
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 
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 
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 
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
适以人时,。。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 
由此可知,自“唱导”永则成立以来,对辩、言才渐为四事之二,而说
法就将形成主体了,演化至于有唐,复转为师法传授,魏晋“正始之音”才
告结局。“正始之音”是名门清流之间会友的依方辩对,而“唱导”为师徒
授法的宣理,惟犹与辩给相为混合,到了唐代,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语), 
便把取辩的形式否定了。

第二节
清谈资格与品题思想
汉人在数字上颇重“三”字,法律言约法“三章”,官制言“三公”, 
乡亭长制言“三老”,京师强本之地言“三辅”,统治阶级的意识言“一贯
三谓之王”,春秋的复古言“三世”、“三统”。到了汉魏之际,“三”字
落伍,多重七八九之数了。伪袭禹贡分中国为“九州”,符引纬书锡权臣以
“九锡”,权拔人才题为“九品”,党锢名士有“八俊”、“八顾”、“八
及”、“八厨”,建安文才有“七子”,竹林谈士有“七贤”。
不要以为上面的一段数字的比较是编排古人,这里面正有一番消息,隐
约潜伏于抽象数字的背后。一句话讲来,盛汉人士引经据典,言之有本,而
汉魏之际,离经叛道,权变其法。又重说一句,三字意识在于安固(如贾谊
治安策列三义),而七八九字意识则偏于“非常”(如三国人讲的非常之世
和非常之才)。再简略说一句,前者守经,而后者执权。
时代既然不能再以春秋之义整而齐之,三而一之,那么贯其道者,便不
得不变从“取给多方”,荀彧所谓“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
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魏志卷十本传)。因而, 
年少幸进,思想巧儁。若追寻其权变的根源,有历史社会的背景来证实,前
章已详说明,这里且引曹丕典论自序一段,看“富室强族”如何在“禅”代
的历史中纷纷起家: 
“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董)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
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
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而山
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
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
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上面的话有两点可注意的,一是汉以来的强宗豪族内讧(这应从党锢说
起,已见第二卷)的发展,一是农民暴动的高潮。在所谓“家家思乱,人人
自危”的时代,虽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立志的当代智谋
少年诸葛亮,也不能“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迫出茅庐,问鼎三国了。
我们从人物出身的关系来讲,当时才子名士之所以飘扬云会,确有着在世族
名门限界之内的中世纪舆论,为之标榜,以至形成了所谓朋党。这在党锢时
代,就相对地从汉法度的严密局限之中,网开一面,发生清议。惟中世纪形
式的舆论,例如清议,却不是公意的制度,而仅是专制制度之漏洞,在最高
统治权比较薄弱的时候,才能有不合法的“鄙生之议”;这就党锢之“锢” 
而言,便可以顾名思义。顾亭林过进东京,而他的话还可以参考:“汉自孝
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
下。。。(下言东汉)。。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 
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知录卷
一三)曹魏秉政,定九品中正之制,可以说是在广泛的形式上使清议相对地
合法化了,这宁是发展了顾亭林所谓东京风俗,而不能就斥为权诈奸逆。如
果说魏法是有限度的极其形式的高门大族的中世纪舆论,并不溢美,而要说
它比东汉风俗为“坏方败常”,那便有偏见或主观的爱憎心了。顾亭林就有

这样的偏见: 
“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
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
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
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
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 
(日知录卷一三) 
由汉人的角度来看魏曹氏父子,可以说其叛逆,如从魏家的角度来夸魏
制,则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
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
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
之,今悉集兹国矣!” 
打个八折来讲,曹操父子以诗文知名,懂得统治者怎样延才的手段,故
人才群集洛下,与荆州比美。自然这并不是曹氏一家如此,在当时如刘表刘
备孙权都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曹氏父子专擅了刘汉政权,有统一中国的野心, 
因此,拉拢治国之术的偏行才士而外,复招集了一般新进的少年人物,历史
既允许汉代三而一之地规规矩矩复春秋之古仪古式,能不让魏代乱七八糟地
或玄妙多方地复战国之古道古辩么?退一步言,当时富室强族,八方纷争, 
曹魏顿设所谓“天网”“八纮”,招待名门珠玉与世族奇伟,这政策是容易
理解的。到了司马晋禅代,颁布了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的占田制度与
防止“藏匿”劳动力的户调制度,对于豪门大族更加妥协起来,这才更暴露
了如葛洪所讲的“交游”“品藻”的歪风。
从人物方面着眼,汉末从来的浮华交游,正是为品题身分性所不可缺乏
的条件,所谓品题,在身分性地主阶级看来,是“公论”,实质上却是中世
纪名族范围内之斗争手段。因为形式主义争辩的发展,清议的政争,又逐渐
变成了清谈的思辩。加以社会历史的矛盾,来自外部的民族关系也好,或来
自农民战争也好,都迫使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修正汉代的神道,而代之以概念
化的神道,故建安七子(孔融、陈琳、徐干、王粲、阮瑀、应瑒、刘桢)的
幻觉,竹林七贤(嵇康、山涛、刘伶、阮籍、向秀、阮咸、王戎)的错觉, 
食散饮酒,都是历史的,而不是天才的。到了晋室南渡以后,超感觉的形式
玄谈也变质了,剩下来的只是王谢袁萧(侨姓)与朱张陆顾(吴姓)的门第
品价了。
由“一贯三之谓王”的汉代统一帝国,到了七嘴八舌的三国多门割据, 
思想上人物的脚色出场者,好像古代晋之“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楚之“尾
大不掉”,在名族内部也就各自为了“兴宗”“立家”而和命运苦斗了。这
个形势,经过曹氏父子尚刑名崇放达的权变,更由九品中正制度的法度,使
名族年少的舆论,从汉末不合法的清议,变成魏晋合法的清谈。人物的出演
者,在名族的宇宙中(“国士门风”),也就把握住一种社会风习,叫做“品
题”——中世纪的特种形式的舆论或公论。“公论”二字见于史者,例如: 
“王大将军(敦)下,庾公问:‘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
家中郎(庾顗),我家太尉(王衍),阿平(王澄),胡母彦国。阿平
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 
‘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世

说新语品藻) 
此所谓“公论”,限于名族之间的形式的争辩,换言之,这是贵族争取
身分的舆论。其源应溯于汉末党锢时代,范晔论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
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
直之风于斯行矣。。。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
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太学。。 
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 
疑乱风俗。”(后汉书卷九七) 
关于党锢思想,在第二卷已有专章研究,这里要指明的是,中世纪品题
的渊源是发生于名族宾客之间狭义的公论。然而就是这种多门评政,也不允
许在中世纪合法地存在,党锢之祸,就说明了问题的内容。只有当形势开始
有变态的转向,即只有从清议向超现实的空谈转变后,公论才成为合法的思
想。这种转向应从郭林宗讲起,葛洪的正郭篇在这点有部分价值,后汉书郭
泰传说:
“林宗曰:‘吾夜观乾象,书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 
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范滂曰: 
‘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林宗虽善人
伦,而不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
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余人,皆来会葬。” 
郭林宗“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从清议转向清谈之风,嵇生
以其知人则哲,崇为亚圣,葛洪则以其影响独大,著正郭以斥其机辩风姿, 
而纠正当世之景慕。因此,后来林下谈风,避实就虚,不能不说导源于林宗
品题的学风。名族狭义的党派的公论变为狭义的概念的公论,这也反映了皇
权对豪族的某些优势。世说新语首标德行篇,特举陈仲举郭林宗李元礼以开
宗明义,例如: 
“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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