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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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的感受，肯定和一两百年前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于是辩解说，那写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南方
啊。这样一本书，如果看不到“nigger”这个词，书的真实性才是有问题。他们进一步认为，书的主题是在呼唤自由。马克·吐温写了一个黑人奴隶，他冒着生命危险，只是为了赢得自由、与家人团聚。他笔下的白人男孩成了黑人逃奴的朋友，还帮助他逃亡。这个黑人的尊严和教养，使得这个白人孩子从此相信，奴隶制度并非理所当然。故事展现了孩子内心的挣扎。在紧要关头，小孩决定，哪怕自己将来要下地狱被火焰烧烤，也不能出卖黑人朋友。写惯了讽刺幽默的马克·吐温，在描写这个逃奴时，笔调变得严肃沉稳，黑人逃奴充满勇气而且高贵，成为整本书的道德中心。为了自己的白人小朋友，他的生命和自由都承受了极大风险。
持以上看法的也有不少是黑人，其中包括美国著名黑人作家艾利森（Ralph
Ellison）。艾利森认为，马克·吐温将这位黑奴的“自尊和能力”融入了整本小说之中。
可是辩论之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仍然固执己见。
于是撇开书本，人们开始研究，马克·吐温在生活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种族主义者，还是有人道关怀的人？除了公开发表的三十多本小说和散文集、通信集等等，人们查看了马克·吐温的所有信件、日记等私人记录。在马克·吐温的时代，小说、戏剧和歌曲中，充斥了对黑人粗俗的嘲讽和贬损。可是人们发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马克·吐温，在私人文字中，却几乎没有对黑人的不恭。相反的证据却比比皆是。
例如马克·吐温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肤色，可我的看法是，人的心灵是相同的。”他还写道：“几乎所有的黑色和棕色的肌肤都是美丽的，而白色皮肤很少如此美丽。”
很久以后，人们又发掘出新材料。那是在《哈克贝
马克·吐温的真面目
利·芬历险记》出版的1884年，马克·吐温给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系主任，写了一封私信。当时，法学院招收了第一批黑人学生。在信中马克·吐温提出，他要私人资助一名黑人学生。他写道：“假如我资助了一个寻求陌生人帮助的白人学生，我不见得就感觉兴奋，可是资助一个黑人学生会令我有如此感受。他们曾被置于非人状态，那不是他们的羞耻，而是我们的羞耻。我们应该为此支付代价。”
马克·吐温为黑人学生麦克昆（WarnerT。McGu…inn），支付了他在耶鲁求学期间的全部食宿。毕业后，麦克昆成为巴尔的摩市的名律师。他还是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在当地的领袖，1917年他挑战这个城市居住区的种族隔离，获得成功。在马克·吐温的余生中，他们始终保持了深厚友谊。
马克·吐温的真面目（2）
麦克昆并不是马克·吐温资助的惟一黑人。他至少还帮助了另一名黑人艺术家，使他完成去欧洲求学的心愿。对马克·吐温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想到要张扬。因此，直到一个世纪之后，这些故事才浮出水面。1985年，《纽约时报》公布了马克·吐温资助黑人学生的全部细节材料。
说实话，如此“政治审查”，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过于苛严。可是，这样的研究和发现，仍然没有能给这场漫长的争论画上句号。迄今为止，争论仍在进行中。
这使我想起人们常常提到的一句话：人是很难被说服的。因此，不要以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说服，就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容许不同意见的双方，充分地表达，也容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公开争论的过程中，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也就有机会全面了解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
一个事件、一个地方、一段历史的全面真相了。
设想一下，如果只准单方面表述，如果断章取义就下定论，如果下了定论就要“一棍子打死”，那么，就算是如马克·吐温般的大作家们，也只能一个个像老舍一样去投河了。
一个春天的困惑（1）
一
相比人们的自信，我许是有些悲观。而且，很不合时宜地，在美国南方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春天又来了，鸟儿在明亮地叫着。让我想起蕾切尔·卡逊的书，那本《寂静的春天》。卡逊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一个柔弱女子，战胜庞大的“化学帝国”，证明了DDT危及鸟类生存，也在毁坏人类的健康与生存，最终使得DDT在美国禁止生产。DDT的发明人，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今天，人们提及此事，口气之中，多半暗示那是发奖委员会的一个污点。好在，看上去愚昧和恶势力纷纷落马，环境保护的概念从此发端。结局就像是一个灰姑娘的童话。
可是，王子和灰姑娘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个童话世界。DDT是杀虫剂。当初发明、启用它，是为了救森林庄稼于虫害，也是为了挽救生命。它扑杀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蚊子，蚊子传播着可能致命的疟疾和各种疾病。从DDT开始推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被禁止，它拯救了至少五百万个生命。我回
一个春天的困惑
想多年前，自己被卡逊的故事深深打动，却忘了问一声：DDT停止使用，疟疾怎么办？
疟疾病例在回升。今天每年有二百五十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百分之九十在非洲。在那里，每年有一百五十万儿童死于由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DDT因此在许多国家恢复使用。在这些国家儿童的眼睛里，DDT竟不是穿了一袭黑色斗篷的恶魔、倒是长着白色翅膀的天使。
善意的环保组织们不曾想到，他们推动全球禁用
DDT施加的压力，甚至被贫穷国家看作是富国的傲慢。因为，改用任何新型的、被认为是更安全的杀虫剂，价格都在五倍甚至十倍以上。他们根本用不起。
问题假如仅仅归结到钱上，也许还好办了。真正的问题是，新药物就安全吗？
在发达国家，停止使用DDT之后，科学家发明了替代药物。人们相信科学能解决问题，是因为相信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可是，不论大家是否承认，人的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事实上，每一种新药物的产生，对它安全性的全面了解，永远慢一拍。例如，广泛用来替代DDT的仿雌性激素，二十年一过，待发现它对人类、野生动物的生殖有危害，男性的精子总数已经荒唐地下降了一大截。
那么，恢复使用DDT吗？这又绕回四十年前卡逊已经提过的老问题：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毒害又怎么办？
我们面临的，要说是“两难困境”，都嫌说简单了。
二
群体的困境，源于我们个人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人有求生避祸的本能。
最近有一条新闻，在香港发现火蚁。虽几经下毒，
仍然止不住火蚁在香港蔓延。我不知道香港居民是不是重视这条新闻。他们也许不知道火蚁是什么。我看着新闻却直摇头，火蚁是美国南方的生存常态。
我们住在乡下，每年春天，家家户户至少要买两种杀虫剂，一种对付毒性很大的黄蜂，另一种对付漫山遍野的火蚁。它们对过敏体质的人都会带来很大危险。
三年前，我们七十多岁的邻居杰米老头被黄蜂叮了一口。他估计自己至少能够坚持赶到五分钟车程以外的诊所，马上开车前往。结果，刚刚上路不久，蜂毒发作，他突然昏迷。杰米的车子失控，冲出公路，连人带车翻进沟里。幸亏只是车毁，人还是被抢救过来了。
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全然不晓厉害，直到也有了蜂叮蚁咬、休克后招救护车急救的惊险，才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乡下人。第一课的教训，就是开春买杀虫剂，救眼前燃眉之急。
美国当局警告大家，有六千九百万个家庭在使用各种杀虫剂。每到春天，我会很有负罪感地想，一个并非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我，怎么也站进了这个行列里？
这样的困境难以挣脱。杀虫剂只是环境问题的九牛一毛。而人性的弱点远不止于求生，除了避祸，人还是趋利的。
今天人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弱势的反省，都是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当年美洲印第安人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流本身。欧洲移民带来美洲从未有过的病菌，致使对此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今天，交流仍然是环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北美的火蚁，今年在香港的山坡上，拱出高高的蚁穴。
我们会在政治层面检讨检疫制度，虽然我们知道，其效果只是杯水车薪。我们不可能检讨“交流”，因为那
一个春天的困惑
是潜在于我们内心不可克服的渴望。我们乐于从政治层面检讨。不仅是这一层面尚有改进的余地，还因为我们能够获取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还可能把自己逼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我只需要问一下自己，空气污染是最直观的污染。那么，我是不是因此会放弃车船乃至飞机的便捷？为了阻止水电站对生态的危害，我会不会放弃电灯、洗衣机、冰箱，拔掉家里所有的电器插头？或者，在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仍然让自己坚信，核电站就一定是安全的电源？
我们面对的问题，大部分来自难以克服的人性本身。
一个春天的困惑（2）
三
环境恶化的加速度似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无能。相反，它恰和我们能力的扩展同步。最突出的是技术，假如套一句俗话，技术是在“突飞猛进”，更新的速度，还分分秒秒在加快。
与生俱来，人有创造的欲望，人有攀登高峰的欲望，有“更快、更高、更强”的欲望，也有更便利、更舒适的欲望。那么究竟在跨出哪一步之后，就会失去了分寸？尽管不断有人呼吁，要人们有所克制，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有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所创造的善果恶果，也往往齐头并进，无力弃恶而仅仅扬善。
原来分散的，现在有能力集中；原来小规模的，现在纷纷合并。在我们为电子信箱的便捷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城市、国家、世界，已经兼并成一些大电脑的主机。
结果，像是在应着巫师的咒语，强大技术的催生
婆，一面培育起超强的个人，一面催生出脆弱的社会。几个人，花一千美元买机票，就可以发动一场造成人员、经济损失都超越珍珠港事件的战争；一个不那么难得到的低污染核弹，就可能将一个大都市逼成一座空城；电脑病毒的入侵，就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技术提升，终于令一个质变在魔术般地完成：战争能力从国家军队，无声无息地开始转让给个人。而大国的经济命脉，日益命若丝弦，只维系在几个大都市的金融中心，牵一发，便全国方寸大乱。
过去，避免毁灭性的灾祸，要阻挡的是一个国家的或像纳粹那样一个政治团体的疯狂。现在须防备的，竟可能只是某个个人的疯狂。我们说，只要大家都善待他人，即可免遭此祸。对这样的天真论断，我想，最先在一旁暗笑的，准是一个写小说的
——社会是否能够杜绝疯狂，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