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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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证人是应辩方要求出庭的。那是个捡易拉罐的老人，名叫史迪文。在案发第二天早上，他顺大街开着车，在垃圾箱找易拉罐。那一天他有了意外收获
——一个女士的小挎包。打开一看，里面身份证等等一应俱全。杰克逊维尔不算是大城市，谋杀案早已通过电视传得家喻户晓。他马上悟到，这就是谋杀案的罪证。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警察又来找他。开口就说：“小子，枪呢？”态度极恶劣。
老人气糊涂了，说“我没见到枪，你想搜查就搜查，可我没拿什么枪”。按法律规定，没有法院开的搜查证，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警察不能搜查，把警察拒之门外是你的权利。可是，假如你自己同意被搜查，那是你主动放弃权利。结果警察并没有搜查，好像诈一下没诈出来，也就算了。
麦克吉尼斯律师通过提问，让老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想通过老人的证词，让陪审员看到办案警察有诬陷倾向。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老人捡出物证的垃圾箱，距作案现场有二十分钟车程。对于没有汽车的布兰登，那是很远的距离。而布兰登是在案发后九十分钟内，在案发地附近被截留的。九十分钟要跑这么个来回不是做不到，却也不轻松。律师还指出，从案发现场过来，有上千个垃圾桶，作案人偏偏扔在这里，可能有特别原因。他指出，那个垃圾桶附近是毒贩出没的贫民区，暗示警察没有在当地作应有的侦查。他还指出，这样的有盖垃圾桶，必须用手打开盖子才能扔东西，而刑侦人员甚至没有来采集指纹，很可能因此丧失了真正的破案机会。
律师做得不错，可是这只是外围的迂回。看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这个案子之所以会立案开审，关键是有了人证和嫌犯的认罪书。假如律师在这两点上没有突破，还是不能直穿核心，赢得突破。所以，进入核心证据的辩论才是要紧的。
破案的第一个关键是人证。斯坦芬先生一口咬定，他看到的凶手就是被告，没有犹豫，也再没有改过口。这一点几乎无法再展开讨论。被告律师只能指出，斯坦芬先生第一眼看到被告说“就是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还相当远，不足确认。可是，老先生当时也马上表示，他还要走近些再次确认，然后他和被告几乎是面对面，仍然认定了被告正是凶手。
破案的第二个关键是被告的认罪书。在这里出现了
严重的争执。在法庭上，有关被告的认罪过程，检辩双方的证人，出现了两套断然相反、却又都能自圆其说的证词。
检方的主要证人之一，是地方治安警察刑侦部的迈可·格鲁夫。在法庭上，他是这样描述布兰登的认罪过程的：迈可·格鲁夫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布兰登对他说：“天哪，我真是很高兴能看到你”。格鲁夫于是问道：“那是一个意外吧？”布兰登点点头说：“是。我并不是有意要向受害者开枪。”说着，他拥抱着格鲁夫侦探，哭了起来。格鲁夫回抱了他。布兰登还说，受害者曾经对他恶眼相向。
格鲁夫接着作证说：“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凑在他耳边问：‘你为什么要枪杀这位女士？’他回答说：‘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是要她的手提包。’他还说我把枪给扔了，却忘记扔在了哪里。我再追问凶器，他说放在一辆十八轮大卡车后面了。我对他说，我很感谢他的合作，可我不相信他是把枪放在什么卡车后面了。他这才说，我把枪扔在林子里了。”他们于是带嫌犯去林子里找枪。但没有找到。
检察官通过询问，让格鲁夫侦探有机会坚决地否认自己违法逼供。被告律师则竭力想诱使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撒谎，却没有成功。律师只能向陪审团暗示，这是个体重二百四十磅的前运动员，假如他攻击嫌犯，将是很严重的伤害。这样的暗示受到检察官的当庭反对。
律师曾经指出，布兰登是戴着手铐被带往林子里的，假如他受到攻击，他无法反抗。格鲁夫侦探马上坚决地说，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攻击他。言下之意，他本人就更不会攻击被告了。看得出，这是一个老资格的警官，作证时言辞恳切，应付得滴水不漏。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其后，作认罪笔录的戴尼尔警官在法庭作证。他讲述的也是被告知罪认罪、自己陈述罪行的故事，和格鲁夫侦探讲述的情况完全契合。律师能够向陪审团指出的是，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认罪书，只是戴尼尔警官的笔录，只有一个签名是被告的手笔。认罪书上“认下”的“罪行”，很可能是作笔录的警官自己的任意发挥。
然而，这并不就能逆转形势。正如戴尼尔警官所说，大量的嫌疑犯文化水平很低，不能写或是懒得自己写。他经常作代录，这并不违反法律程序。他坦率承认，笔录是按着他自己的习惯用词作的，但他强调自己依据了被告陈述的事实。最后他按照程序，向被告宣读全文。被告同意，才签了字的。
以上是警方的证词。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3）
辩方的主要证人，是被告布兰登自己。他在法庭上作证说：在见到迈可·格鲁夫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很高兴见到这位警察。他说格鲁夫侦探一开始对他谈体育运动，态度还好。可在他否认杀人之后，格鲁夫侦探开始用手指戳点他的胸部，说：“你这样的黑鬼总是叫我上火。”然后，在黄昏时分，他被几名警察带到林子里。其他人停在中途，而迈可·格鲁夫，独自把他带往林子深处。
据布兰登回忆，格鲁夫侦探两次拳击了他的腹部，他被打得跪在地上。然后迈可·格鲁夫揪住他的衬衫拖起来，又在他的左眼打了一拳。他倒退了两三步，哭了。他被带回警察局，戴尼尔警官拿出一张纸，开始替他写认罪书。写完要他签字，还按着自己的手枪威胁说，不签要打死他。戴尼尔警官又打了他，使他一度短暂失去知觉。于是，他在警方写好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这一段证词询问，辩方安排由安·芬奈尔律师主
持。这样的安排大概不是随意的。芬奈尔是一名性情温和的中年女律师，她做这个城市的公共律师已经二十三年了。当她在询问布兰登遭遇的时候，她的态度和口气，时时在向陪审员们传达对被告的深切同情。最后，她要求布兰登当庭直接回答，他究竟是否杀了人。布兰登清楚地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旅馆。
这段作证，辩方律师和证人的配合十分出色。
这就是有关“被告认罪”的两套完全不同的说法，当然可以把陪审员引向完全相反的判断。辩方的进一步证据，是辩方为布兰登拍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左眼下的脸部肿起了一块。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对警方逼供提供的物证。
可布兰登是黑人，淤血造成的肤色改变，在照片上并不明显。布兰登是圆圆的脸，在照片上能够看出肿胀，却并不非常严重。假如从相反的角度去想，一方面照片上的伤害程度，与被告描述的攻击强度似乎并不完全相符。更进一步推理的话，自伤就也是一种可能。是否任何嫌犯，只要找机会给自己一个自伤，比如在监房里悄悄往自己脸上擂上一拳，就可以反控警方刑讯逼供、逃避惩罚？
必须指出的是，有很多人相信格鲁夫警官的证词。当然，信任来自于他看上去聪明、和善。他和父亲都是这个城市的地方治安警察。所谓地方治安警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是社区民众推举信得过的人，出来为大家维持治安的。因此可见，这个家庭在当地是受到大家尊重的。针对这个案子，他的可信度还来自另一个理由：这位被指控为以“黑鬼”辱骂被告、殴打被告的格鲁夫警官，和被告一样也是一名黑人。
辩方的另一个证人是被告的母亲。她的证词关键是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所谓的“不在现场证明”。她作证说，自己在七点左右起床，然后她在家里两次看到布兰登。以期证明案发时被告在家，而不在作案现场。可是一方面，她对时间的判断，只是自己的起床习惯，并没有看钟表确定。另一方面，她提到两次看到被告，但在这两次其间，还是有一段缺乏证人证明布兰登“不在现场”的时间。
被告母亲还作证说，自己第一次去探监是案发当晚，孩子一见到她就哭着对她说：“妈妈，我没干过，我没干过！可因为他们让我签了那张纸，我要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了！”她说着，忍不住开始擦眼泪，布兰登也在下面流泪。场面很打动人，可是陪审员在法庭上永远是带着疑问的：作为母亲，她自然有强烈的救孩子的愿望，她的“不在现场”证明，是不是可靠呢？
在证人全部作证结束的时候，是最后的结辩。在结辩中，州检察官海利·肖斯坦女士对陪审团逐条驳斥了辩方的证据。她指出，辩方说是几名警察合伙殴打陷害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这种耸人听闻的警察阴谋论是根本不足为信的。假如你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我建议你们在审判一结束就应该去打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通知媒体等等，因为这是可怕的严重罪行。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是在被告认罪之后，由警方拍的例行照片。照片放得不算大，在这张照片上，似乎并不能看出被告有伤。检察官最后提醒陪审员们：你们应该再想想，这个案子是有人证的，目睹谋杀的斯坦芬先生指证了被告。仅人证这一项，我们就已经有了超越“合理怀疑”的确凿证据。
辩护律师麦克吉尼斯的结辩，风格完全不同，一开始就上升到“理论高度”。他的第一句话是：“温斯顿·丘吉尔经常说，在执行刑事法时，警察所采取的方式，决定
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然后，他警告陪审团，这个城市的执法警察出了问题：“我们的麻烦大了！”他指出，在案发之后，警察有许多取证的事情可做，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做，“就知道满大街去找黑人”。他问陪审团，你们难道会对这样的“证据”感到满意吗？他重复了被告在证词中讲述的警察逼供的情节，再次出示了布兰登带伤的脸部局部的彩色大照片。在结束的时候，他警告陪审员们：真正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因为警察失职。
在结辩结束之后，法官宣布，今天就到此为止，大家回去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第二天一早，十二名陪审员回到法庭。在他们开始长考判断之前，法官给出了指示。他向陪审员解释，所谓法律意义上的“合理怀疑”，是指这种“怀疑”来自思维推理，或者设想；或者证据互相冲突、或者证据不足。因此，假如你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不符”的判定；假如你们发现面对的不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符合”的判定。
这是一段相当拗口的话，却是美国司法审判的关键。哪怕再合理的推论，也不足以定罪。定罪必须有超越“合理怀疑”的确凿无疑的证据。所以，被告的辩护律师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合理怀疑”是我们的救星。在一般人看来，假如被告被发现有强烈的作案动机，应该对被告是不利的，但是在律师看来，远非如此。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