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_自我的挣扎-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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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尽管他未曾具有过报复心或谄媚过他人的行为，而这些自责仍旧会发生的。但他早已下定决心采取积极的步骤以远离这两种倾向；他不只切实地而且具有建设性地去身体力行，还真正地认识了他自己以及他生活的“底细”。亦即，他已开始了解产感觉到在此种艰难的情势下，他的责任并非是一种负荷或压力，而是他个人生活之方法中所必要的。他就是他，情势就是情势──他需要真诚地去应付它。他已承认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处于此种地位所该负的责任。
虽然他需要足够的力量，以真正地步向“自我实现”，但他尚未开始自己去正视真我与自负系统间的冲突，此种步骤一定会发生的。他之突然地深深陷入其中的这种冲突，其严重程度正说明了往日的剧烈反应。
在这些“反应”的掌握下，病人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觉得诸事每况愈下，感到绝望，或许他的改善只是一种错觉？或许他病得过于厉害致使别人束手无策？他可能会有放弃分析的暂时冲动──他以前所未有过的想法，即使是处在最烦乱的时期。于是他感到迷乱、失望、沮丧。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就是建设性的表现，表示了病人能与“自我理想化”及“实现自我”间的抉择发生格斗。同时，大概没有其他的事物或现象，能这么清楚地显示出这两种驱力乃是无法和谐共存的，就像在这些“反应”中所发生的内在挣扎，与引起“反应”的那些建设性的动力之不能共存一样。那些反应之所以会产生，并非是因为他能更实际地了解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承认他自己是具有缺陷的；并非因他能自作决定且为自己做事，而是因为他愿意留意自己的真正兴趣且自我负责；并非因为他能以实际的方式维护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负起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应负的责任。简言之：它们（指反应而言）乃是成长的痛苦。
然而，只当病人了解他的建设性步骤的意义后，这些反应才会完全生效（有所助益）。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分析者并未被那种看来是“复发”的现象所迷乱，而能认出它们（复发）的消长过程，以帮助病人去发觉它们。因为这些反应常依可预见加以预料的规则性而发生，所以当这些反应反覆发生好几次后，当病人正处于上进的步骤的，预先警造病人仍是合理的。这并非在于防患下一反应的发生，而是当病人也了解在某一时候即将发生的作用力乃是可预言的，那么当他面对那些反应时就不会感到孤立无助了，它帮助他能更客观地面对它们。此时做个“被危害的自我”的明确支持者，就分析者而言，比任何其他时候都还重要。只有他的看法与立场极其清晰，他才能给予病人在这些“努力期”所急需的支援，此种支援主要并非包含一般的保证，而是在于告诉病人一项事实：他正从事于最后一次的决战，同时正在为自己表明他战胜的可能性以及战斗的目标之所在。
如果每次反应的意义病人都能理解了，他会因此而变得比从前更为强壮，反应也渐渐变为短暂而不剧烈。相反地，这种有利的时期变得更明确地具有建设性时，他的改变与成长的希望，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遂变为乃是可能之事。
无论还该做什么分析工作──这永远永远都是很多的──只要病人已能独力地努力分析自己，则成功必在眼前。正如他被心理症的困扰导入了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一样，现在的循环作用方向已告相反。譬如，如果病人减低他绝对完美之标准，则其自责必亦随之减少。因此，他便能更诚实地对待自己，能毫无恐惧地反省自己。依次地，这使病人较不再依赖分析者，而且也使他能自信他自己的机智。同时，将自责外移的这种需要亦随之减少。因此，他觉得较不被人所威胁，或较不敌视他人，而开始能对他们表现出友善的情感。
此外，病人对于负责“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愈来愈有勇气与信心了。在我们讨论反应时，我们将焦点集中于内在冲突所引起的恐惧之上。当病人确实清楚了他所想要采取的生活方向后，此种恐惧就会消失。单单他的方向感就会带给他更巨大的“统一感”与“强固感”。然而，在他前进的步骤中仍会伴有另一种骇惧。此种骇惧我们至今仍未完全了解。这是种真实的恐惧，恐惧一旦失去心理症的支持后，他将无法面对他的生活。心理症患者毕竟是个赖自己的魔力为生的魔术家，任何一种趋向实现自我的步骤，都是意味着放弃这些魔力而依赖既存的机智维生。然而，当他了解即使没有这种错觉或幻想，事实上他也能生活，甚至于活得更好时，他就会相信他自己了。
此外，任何因欲成为“他自己”而采取的步骤，都能带给他前所未知的满足感。然而此种感受最初是极其短暂的，不过以后将会越来越常发生，而且会持续一段更长的时期。即使在初期，它亦会比他自己所想、或分析者所说的其他事更能使他确信自己的确是走对了路，因为它表示了他的感觉与他自己，以及他的生活可能是相一致的，对他而言，它可能是他研究自己的人格发展，且使之更趋向实现自我的最大动机及激发力。
治疗过程中是充满着这么多的困难，因此病人可能不会达到我们所描述过的阶段或时期。当治疗过程成功地完成时，在他对人对己对工作的关系上，当然都会有明显可见的改善，然而，这些改善并非是结束一般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更深入（内心）的变化的确实表现，只有分析者与病人本身才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价值、方向、目标的初期变化。病人“心理症的自负”的虚伪价值，以及胜利、降服与自由的幻想所具有的虚伪价值，已大失其魔力，而病人已能更坚强且专心地去实现他与生俱来的潜能。然而眼前他仍需去解决各种隐伏着的自负、要求、伪装、外移作用，等等。然而，因自己的根基已更为稳固，所以他已能认出它们的底细：它们仍是成长中的一种障碍。因此他愿意揭发它们并及时克服它们，但此种“情愿”并非（或者至少是极其微少的）是激昂、暴躁得欲藉魔力去排除缺点。他已开始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困难的凡人，他也承认研究自己乃是生活过程中的主要部分。
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将工作付诸实行都是属于“实现自我”的一部分。就他自己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争取自己的情感、愿望、信仰的更明显、更深入的体验；努力奋斗以期更能开展自己的机智，而将之用于建设性的目的上：努力奋斗以期能更清晰地感知自己的生活方向，而能自我负责、自作决定。关于别人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以期使自己能真诚与人相处；以期能尊敬别人，而且把别人当成是拥有个人权利及特点的个体；并求发展互助的精神（而不以互助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关于工作，它意味着工作本身对他而言，远比满足他的自负或虚荣心还更重要；而且他的目标在于了解并发展他特殊的秉赋，同时也在于使自已变得更精进、更有成就。
虽然他以这些方式演进，但他迟早也会采取超乎他个人利害的步骤。他成长而超乎他心理症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更了解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人世间所涉及到的更广阔的问题。因为在他心目中已存有珍奇而重大的例外，所以他渐渐体验出，自己乃是团体或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因而，他情愿而且能够分担他在团体中所该分担的责任，并会以最擅长的方法去克尽职责。就像年轻的商人一例中，这也许与他之了解他工作团体中的一般问题有关，它也可能关系着他在家庭中、社区中或政治场合中的地位。这个步骤相当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扩展了他个人的新眼界，而且也因为他之发觉并承认他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已带给他内心的安定感之故。这种安定感乃来自于因积极参与所获得的“归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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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理论的探讨
弗洛伊德提出“泛性论”，而以原欲力、死欲及自毁的本能来解释心理症的发生；其实心理症并非因本能力量而发生，主要是因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性”困难只是神经症性格构造的结果而非原因，总之，佛氏的理论是悲观的，而本书所阐述的人性发展乃是乐观的……
本书所述心理症的理论，乃是从过去所讨论的观念逐渐演进而成的，在前章中我们已讨论过此种演进的含义。然而，在此我们还要详细推究我个人的观念，以及对心理症的整个理论变化。
跟其它摒弃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者一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上发觉到神经症的的核心。概括地说，我认为这些都是因传统的环境所引起的；特别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因素所致。由于未能对自己与别人建立起基本信心，于是儿童发展出基本焦虑，我将此种焦虑定义为，对强烈敌对的世人所产生的被孤立与无助之感。为了将这种基本焦虑减至最低程度，于是亲近、抵抗以及逃避他人的自发行为都变成了强迫性的步骤。虽然自发的行为彼此能相谐和，但强迫性的行为却是相互冲突的。由此所引起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他们都是有关待人的冲突性需要，与冲突性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最先的解决方法主要在于纵容这些需要与态度且压制别的，以求本身的“统一”
这种结构有点过于简化，因为心灵内的过程与那些发生于人际关系间的过程相混相难了，因而无法一块忽略它们。它们各经由不同的论点而被阐述。我只想再提一些：如果不考虑为了此种需要──他所必需培植的特质与态度，那我就无法讨论为求情爱的神经症需要或任何对别人之同样需要。在《自我分析》，我所列举的神经症倾向中，有些具有心灵内的意义，诸如经由意志力或理由，以求统治之强迫性需要，或为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都是。就此而论，在讨论分析克嫘儿的病态依赖性中（亦见于《自我分析》一书中，我曾精简地计论到本书同一章节中所叙述过的许多心灵内因，不过焦点则集中在人际间的因素。对我来讲，神经症主要还是人际关系上的一种障碍。
除此定义外，第一个明确的步骤乃是下一论点：关于别人之冲突可因自我理想化而解决。当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章中提到理想化意象的观念时，我尚未了解其全义。那时我发觉它只是为求解决内在冲突的另一种努力罢了，而其特殊的整合作用，则正说明了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