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帝国在行动-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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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潜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近十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主要参照美国的模式，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来构建中国的改革路径，这一选择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发展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贫富分化、资源消耗严重、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可持续发展存在严重隐患。回顾过去，对比中外，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反省和调整。蓦然回首，一衣带水的日本，或许对中国实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宏伟蓝图更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经济模式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而广泛传播，不仅渗透到全世界的院校，而且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使个人自由主义、金融化、股票化成为一种近乎世界性的思潮。急于改变自己落后经济状况的中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也颇为深入。但是，在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后，我们却突然发现，对后发国家而言，需要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

总体上看，与美国模式正相反，日本经济模式是非“金融化”、非“股票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再加上岛国贫乏的自然资源，“生产至上”的价值观体现在日本微观经济各个层面。从13亿人口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并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又是一个后进追赶先进的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

日本经济的计划性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强力干预，而是产生于企业间的协调。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联”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联”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联，会员总数1623个公司、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个、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时任会长乃三井财团丰田公司的前总裁奥田硕，副会长则是东芝、索尼、新日铁、住友商事、三菱重工等日本财团大企业的总裁，现任会长为富士财团佳能公司的前总裁御手洗富士夫。

　　　　“经团联”是全国性质经济协调机构，而真正的经济实体还是各式各样的集团，这些集团划分为“横向企业集团”和“纵向集团企业”两种。“横向企业集团”是主要的集团企业为加强彼此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群，就是所谓的财团，即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纵向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如丰田、东芝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集团。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采用现在认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没有造成效率和效益的低下呢？事实上，日本在经济上面临全球竞争，采用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来增强竞争力，某种程度上和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构建自主工业体系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在于，中国曾经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财团”，绝对集权，导致僵化。而日本有六大财团，通过市场作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幕藩体制”，达到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

日本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以“综合商社”为核心对国民经济进行细致的微观经济管理，而非像美国那样依靠“基金”实施粗放型的宏观经济管理。总结一下就是：综合商社是商贸公司，第二银行，准军事体，次级政府，幕后外交，战略智囊，情报中心，风险堤坝，投资媒介，经贸大学等。总之，综合商社不仅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纽带，而且是日本寓军于民体制的核心，是民间与政府对接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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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三井帝国启示录》　

　　　　　　　　　　　　　　　　　　　　　　　　　　　　　　　　　　　　　　　　　　——本书之姊妹篇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安邦定国”的意思，其实研究经济的目的也在于治国平天下，实现富国强民。所以我们不能一谈到经济学就片面的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经济学，而忽视了更具实践意义和历史积淀的东方经济学理念。

《三井帝国启示录》以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日韩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发展史，追根溯源的寻找形成这种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这种东方经济体制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一种产物。作者以大量的例子论述了这种联系，挖掘出了很多被历史淹埋的事实。该书从东方传统文化出发展现了世界顶级公司建立、发展到成熟的心路历程。

　

丰田为什么卖白薯粉？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关联。制造汽车的丰田为什么卖白薯粉？具体给出的解释是丰田利用某种技术可以生产出超级产量的白薯，目的是转化成淀粉后，再生产出酒精，同时，一部分白薯粉可用于饲料。这样的结果就更为让人感觉奇异和混乱了，丰田怎么又进入了饲料行业？这是哪个丰田？还是我们的头脑已经僵硬固化，已经丧失了理解事物本质的能力？

一个为三井物产工作了12年的中国人白益民（本身负责三井在中国的饲料业务）开始追踪这个令人异常好奇的问题。随后，这种感觉真有点像美国国家地理，将长镜头投向非洲大陆，寻求自然历史那些奇妙的关联；这种好奇的感觉真有点像托尔金在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写道：在一个小洞里居住着霍比特人，而后的叙事中《魔戒》就史诗般的出现。

白益民发现，那些关于丰田企业管理经验的书籍，几乎不涉及企业的发展环境与历史背景，总感觉像是抽象枯燥的经文。的确，关于丰田“精益制造”的书刊汗牛充栋，无数“仁人志士”赴日参拜，但有多少人能把握其精髓呢？白益民决意溯流而上。

白益民的发现，触动了我对于商业史那种好奇。这并不是为了参见什么高深的理论，而后一副真理在手的样子，而是相当于一次探险和发现之旅。我们越是陷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编织的商业史。我们越是远离真实的商业。我们既不懂商业，也不懂历史，更不知未来。

丰田的成功并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丰田汽车，而应包括其后的丰田通商。而在这一切之后，是三井集团。我们以财阀，或垄断集团，对其一言以蔽之。但在白益民的探究的商业世界里三井却是一个异常非凡的角色。其塑造的综合商社形态中（经营从鸡蛋到卫星），制造业部分囊括了索尼、丰田、东芝这些世界级的角色。这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部历史？难道我们之前真是一群盲者？必须承认，三井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我们从来就没有扎扎实实的搞清楚。而在这一点我们肯定相当落后，比如，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市场营销的首次实践不是出自西方，而是来自日本。17世纪中叶，三井高利在东京创办世界第一家百货商店“三越百货”，其经营宗旨是做顾客满意的助手。

而查尔斯·汉迪在其《饥饿的灵魂》中对Mitsui（三井）这家已经具有600多年历史的长青公司相当重视。汉迪引《圣经》中一段诗句以强调认识真正的自我：圣主对那些坚持不怠的人说，我将会给你一块白色的石头，上面将刻有唯有受赐者本人知道的名字。汉迪对于“长青公司”的理解，要远远高明于汤姆·彼得斯在《基业长青》那句风靡一时的话：你要做造钟人，而不是报时者。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9月22日

评论人：袁卫东，资深媒体人、曾任《21世纪商业评论》编委

　

　

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战后真正主导、左右日本经济的有生力量是六大财团（即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和第一财团），它们不仅集中了相当惊人的财力，同时构成了日本从产业布局调整到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基础。这六大财团拥有自己的主银行、制造商，营销网络密如蛛网，而居于中间最显要位置，行使类似神经中枢功能的核心企业，则是六大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不仅是战略制高点，更是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出发点、汇合点。本书作者白益民，作为在一个叫做“三井物产”的、类似中枢的“中枢”机构工作了12年的“卧底”，对此有相当深刻的体察。他发现，综合商社是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思想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和二战后再度崛起的内在动力。　

　　　　作为一个以日本综合商社为对象的案例研究，他用一把细密的梳子，把三井物产，这个被称为综合商社鼻祖的公司线索纷繁的历史细加爬梳，不放过细节，试图从历史中挖掘这个经营范围“从卫星到鸡蛋”无所不包的巨型企业做大的秘密。应该说，以逾50万字的篇幅做这样的尝试，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并不全是轻松的旅程，但收获却是“大大的”。

如果说，少数经济界专业人士对于驰名世界的“丰田”、“东芝”是三井财团伞下企业这样的“常识”未必陌生的话，那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四大主流大报之一《日本经济新闻》，在创立之初，竟是三井物产公司的“企业内刊”（时称《中外物价新闻》）？企业内核如何影响了日本综合商社在战前、战中与暗黑政治结盟，成为恶名昭著的特殊企业法人“财阀”？　

如果仅仅是一部公司史、企业史的话，说不定会令人兴趣大减，但作为60年代生人，作者无论如何还是露出了经12载“商社人”历练犹未泯的社会理想的“马脚”，令人读着读着，恍然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回归“激情岁月”固然是诗意的，但笔者更愿意看到对“激情岁月”的超越。

　　　　　　　　　　　　　　　　　摘自：《新京报》2006年10月13日

评论人：刘柠，中日关系问题专家，曾任职日立公司14年

　
本图书由downshu（原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