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是穷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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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和富人究竟有多大差别？人与人之间在智力和体力上的差异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一件事这个人能做，另外的人也能做，只是做出的效果不一样，往往是一些细节上的功夫，决定着完成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节反映着本质。
比如礼貌，穷人或者出于见识的局限，或者出于环境的熏陶，在言行举止的细微之处，常常暴露出一种粗糙。为了掩饰这种粗糙，他们就说服自己，并且试图让别人也相信，真本事才是打天下的利器。
然而什么是真本事呢？有的人不动声色就可以让对方心服口服，有的人说破嘴皮，反而让人疑虑更多。其实，在文明社会，文明本身就是极好的武器，征服人心的同时，也就把握了机会。
一个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思想、性格、修养、阅历、乃至德性，都可以在与人接触的一瞬间暴露无遗。真正得体的言行是不可能伪装出来的，一个人的胸怀和气度以及他驾御人际关系的能力，自然会在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
假如一个恃才傲物的职员得不到老板的赏识，他只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不会溜须拍马，那就太片面了，老板固然不会喜欢不尊重自己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可能看出了你的价值和造化，不过如此。
同样，如果你第一次去办营业执照，就和办证的人吵得不可开交，也可以肯定，你办的那个小店永远只能是个小店，做大很难。
穷人在言行举止的细微之处，常常暴露出一种粗糙。
思想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是个什么狗屁逻辑！诸葛亮是无价之宝，臭皮匠遍街都是，两者岂在一个量级！且不说千千万万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就是世世代代的臭皮匠也是无法和诸葛亮相比的。
思想和智慧，不是能用数量来衡量的。即使在古代，一个秀才如果落难，实在走投无路了，让他担水种地打猪草，尽管腰酸背痛，还是能很快适应。但如果一个粗人突然得到意外提拔，让他到翰林院舞文弄墨，可能一辈子都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人的智慧高于一切，知识经济从来就有存在的土壤。
只不过当人们的日常用品，更多地是由手来生产时，手的价值被广泛认同（必须承认的是，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饥民来说，半个臭皮匠就远远超过一个诸葛亮了），思想和智慧只被当作无形的精神财富，而没有具体的量化形式。
只有当工业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机器代替了手，商品的丰富使制造环节以外产生了很多获取利润的空间，头脑的经济价值才被更多人认识。
这正是信息时代产生的前提。信息是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相结合的产物，当信息作为一种产业出现在人类社会时，思想和智慧也就找到了物化的途径。
以前总说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不仅是精神财富，还是可以物质化的有形的财富，很多时候是可以喊价出售的。一个思想可能催生出一个产业，也可能让一种经营活动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穷人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不是有限的那一点点存款，也不是身强力壮，而是大脑。
穷人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不是有限的那一点点存款，也不是身强力壮，而是大脑。
跑步进入中产阶级
有人说，5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用词虽然有点夸张，但趋势确实如此。
解放后，中国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了，有的只是无产阶级，如果被视为有产，你就惨了。如果非要有这么一个中等收入阶层，那就是工人阶级。工人收入稳定，没有失业危险，粮食定量供给，医疗退休都有保障，那时候能够进厂当工人，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现在不同了，失业、下岗，这些城市中最令人焦虑的问题，都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尽管他们也有了彩电、冰箱，也有了存款和股票，新旧对比，收入还是上升的，但再左右一看，就相对贫穷了，心理难免失衡。再让工人阶级来充当原来的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可能绝对平均，总存在着贫富两极，而在这两极之间，一定有一个中间地带，那就是中产阶级。这是必然，也是必须。中产阶级是两极之间的平稳地带，没有中产阶级的调节和平衡，两极之间的冲突就会因为彼此的巨大落差和直接碰撞而变得更加激烈。有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就有了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经济基础，由此而有了稳定的上层建筑。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白领，他们的数量确实是在增加，而且增速很快，但相对于庞大的贫困人口，还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这部分人的分布也非常狭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中等收入者已经在形成阶层，因为这些城市的金融、电信、高科技等等行业发达，外国资本也相对集中，白领的生存就有了很好的土壤。但是几个大城市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在广大的中小城市，5000元以上月薪，还是凤毛麟角，10万年薪就是炒作题材了。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这无论对穷人还是富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富人可以期待少一点危如累卵的感觉，穷人则有了更加现实的目标，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一些。不管怎么说，当经济学家正在研究中产阶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力时，穷人最需要做的就是，瞄准机会，跑步进入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这无论对穷人还是富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富人可以少一点危如累卵的感觉，穷人则有了更加现实的目标。
历史上最伟大的发财机会
全球财富论坛在中国召开，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还是穷国，而财富论坛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世界级的顶尖富豪，真是让人不得不心跳过速。
激动万分的人中，当然有些是找发展机会的，希望能与财富握个手，从此好运亨通。也有纯粹看稀奇的，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比尔？盖茨穿什么衣服，戴尔是不是坐私人飞机上。更有一些人，千方百计想混进会场，不过是想得个纪念品，就像每次运动会，走方阵的，或者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当背景的，最后总能得到一顶帽子，或者一个手提袋，表明你是参与过的。这些到此一游的人，是不可能注意到一件事情的实质意义的。财富论坛的真正启示，就是告诉你，一场全球财富的新圈地运动已经开始了，财富正在重新分配，我们可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财机会。
以高科技信息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将在五年后形成规模，据说这个市场的价值是4。5万亿美元，在相当于4个中国GNP的网上经济市场上，传统商务的电子化与电子化的新商务将共同把一个巨大的新经济市场从今天的全球财富中分离出来。
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以从中看到谁将是未来财富的新主人，你也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定一个基调——未来的亿万富翁就是你！
千万不要发笑，这是一个奇迹倍出的时代，只要你不是一心只想领一顶纪念帽的人，把自己看成当年的殖民者，大胆到新领域去开拓，机会是无限的。
财富论坛的真正启示，就是告诉你，一场全球财富的新圈地运动已经开始了。
出路在行动
毛主席早就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去尝一尝。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不行动永远不会有结果。穷人之所以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没有梦想，而是没有去把梦想变成现实。
央视曾经播过一个节目，一个县要发展经济，选派了187名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让他们去深圳经商或找工作。他们全身心在商海打拼，两年中，有的当上了公司总经理，有的干起了个体运输，而有的只能做油漆工来维持生计。后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如期返乡，小部分人还留在深圳创业。回去的人说，以前曾到过江浙脱产培训3个月，学了不少经济理论知识，也考察了一些企业，但这些都没派上多大用场。只有在深圳的两年，才彻底改变了观念，积累了经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经验总是在实践中积累的，不亲自去干，永远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想创业，却总是怕失败，总想等到“条件成熟”。其实，条件并不是等成熟的，而是逐渐干成熟的，在干的过程中完善，让不成熟的东西逐渐成熟。
照理说，穷人一无所有，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但事实上，穷人手里只有一个鸡蛋，这一个鸡蛋就是他的全部希望，他没法分别放在几个篮子里，只能小心翼翼地攥着，生怕落到地上，他必须为这一个鸡蛋负责。
穷人往往是胆小谨慎的，这就像一个怪圈，越穷越怕，越怕越穷，直到连最后那个鸡蛋都打烂了，他才敢迈出一步，尝试去过新的生活。而这时，很多机会已经被先行的人占去了，他自己的功能也在长久的等待中萎缩，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
既然一个鸡蛋是靠不住的，还靠着它干什么！出路在行动，晚动不如早动。
穷人之所以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没有梦想，而是没有去把梦想变成现实。
向机会不均开火
电视剧《水浒》一热播，刘欢唱的那首《好汉歌》就流行起来：“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作为一个好汉，除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还得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这不光是一个义气问题。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一个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反而可能更多。
解决贫富分化，简单地杀富济贫肯定是不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阿玛依？森是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