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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变态心理揭秘 +作者:王溢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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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习得的催眠术,试图打开她的心扉,挖掘相关的心事。

  在催眠后,F医师终于从她过去的生活经历里找到了造成上述毛病的原因:

  这位女歌唱家的双亲很早就过世,她从小就寄居在一位姨妈家里。姨妈有很多小孩,待她还算不错;但姨父却是一个人格相当卑劣的男人,对妻子和儿女都非常粗暴(对她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他经常公然对家中的女仆和保姆表现出性趣,更是伤了妻儿的心。孩子们越来越大,这种举止也越来越惹人厌,但在姨父的淫威下,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求眼不见为净。

  姨妈死后,年龄最大的她成了表弟表妹们的保护者,她严肃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但也小心翼翼地面对这种新角色可能带给她的考验和冲突。她对姨父充满了鄙夷与痛恨,但为了表弟表妹,她又必须强行压抑这种鄙夷与痛恨。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有了喉咙窄缩的感觉。每当她面对姨父无理的咆哮与指责,而力持镇定、隐忍不言时,就会觉得喉头有一种被抓挠、失去声音的感觉。

  万般无奈之下,她开始寻求自立之道,希望有一技之长,能早日脱离这种无日无天的焦躁与痛苦环境。结果天从人愿,一位声乐老师如贵人般适时出现,在听了她甜美的声音后,说她很适合做个歌唱家,于是她开始秘密地跟这位老师学唱歌。她经常是在受到姨父的詈骂,喉咙里仍有窄缩感时,就匆匆离家去上她的音乐课;上完课后又匆匆回家,面对可能出现的焦躁与痛苦。

  如今,她虽然已搬离了姨父家,住到另一个镇上。但在唱歌时,仍不时会出现窒息与喉咙窄缩感,如果她无法克服这种毛病,那么她的歌唱前途也将化为泡影。

  F医师在知晓她过去的经历后,觉得她的症状乃是对姨父劣行“如鲠在喉”的象征性表现。他给她的处方是要她正视过去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同时学会批评、指责她的姨父,如果有机会,就明白地告诉姨父她对他的真实看法。

  在这种心理处方下,她的情况似乎日有改善。但有一天,她又因另一种新的症状——手指尖突然产生令人不快的麻刺感,而来找F医师。她说前一天曾以两手手指做一种特殊的伸扯运动,随后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在指尖产生上述的麻刺感。虽然伸扯运动也有可能导致麻刺感,但因有上次的经验,F医师决定再度将她催眠。

  在进入催眠状态后,她毫不迟疑、而且几乎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说出从童年至今与手指麻刺感相关的各种经历:

  譬如她说在读小学时,曾紧张地伸出双手,让老师用戒尺打她的手心。这种几乎人人都有过的经历,自然引不起医师的注意。但他倒是在病人众多的回忆中,发现了一个较特别的经历:那是她寄居到姨妈家后才发生的,原来她那个坏姨父患有风湿病,有一天,姨父要她替他按摩背部,她不敢拒绝,只得用手指去揉捏姨父的背部。就在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姨父突然掀开被单,伸手抓住她,想将她按倒在床上。她吓得连忙缩手,逃离姨父的卧室,躲到自己的房间,并将门锁上,好一会儿都不敢出来。

  在催眠状态中,她嫌恶地回忆起这件往事,但在医师的追问下,她却不愿意说出当姨父突然掀开被单时,她究竟看到了什么。F医师认为当突然事发时,她的指尖正接触到姨父背部的肌肤,这可能跟她今日指尖的麻刺感有关,但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才突然爆发出来呢?

  在追问之下,才知道病人现在改住在另一个舅舅家里。舅舅对她很好,但正因为如此而引起舅妈的不悦,舅妈怀疑丈夫对这位美丽的外甥女心存不轨;特别是这位舅妈年轻时也颇有艺术才华,但却受限于环境而无法发挥,因此对病人能如愿地在歌唱领域里一展所长,心存嫉妒。由于这种气氛,病人在舅舅家里总是小心翼翼的,于舅妈耳力所及的范围内,她是尽量不唱歌、也不弹钢琴,同时也尽量避免唱歌或弹琴给舅舅听,因为怕舅妈会突然现身,引起她的反感。

  就在前几天,她舅舅颇有雅兴地要她弹点什么给他听,她当时以为舅妈出去了,于是坐下来边弹钢琴边唱歌,但想不到舅妈突然一脸不悦地出现在门口。她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被人发现般吓一大跳,连忙合上钢琴,匆匆走开。在这之后不久,她就出现了手指尖麻刺感的症状。
   

  F医师认为,病人早年跟坏姨父的搔背事件虽然已被埋藏在她的记忆深处,但最近跟好舅舅的钢琴事件却又触痛了她,两个事件都和她的“手指”有关,也都代表了一种“心理创伤”,在相因相成下,终于导致了症状的爆发。

  解析:

  本案例中这位年轻的F医师就是弗洛伊德(S。 Freud)——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而这个个案就是他早年研究“歇斯底里症”之众多病例中的一个。

  这位女歌唱家的症状,比起前述案例的O小姐来,可以说单纯得多,纯属“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以运动系统或感觉系统的机能性障碍为主,但却找不到明显可见的器质性原因(即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而且若仔细观察,通常还会发现这些症状违反了已知的神经病理学常识。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症状的来龙去脉,我们需先了解它们的“特征”:

  在运动系统障碍方面,以异常动作和麻痹这两种症状为主。异常动作包括头颈、四肢、躯干的震颤、抽搐等,当旁人注意时,其异常动作往往会更加明显,有时会发生全身性的惊厥,四肢狂乱地动作着,但不规律且不一定对称,病人看似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过却很少会伤害到自己或咬到舌头;有时候病人会有“立行不能”的现象,躯干抽搐,如喝醉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但却很少摔倒,即使摔倒也会避免伤害到自己。

  麻痹或不完全麻痹通常发生在四肢,病人会模拟一般观念里的麻痹,而有单瘫、半身不遂、全身麻痹等,但与真正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引起的麻痹还是不太一样,譬如真正半身不遂的病人,走路时是以臀部为支点作回转式地移动麻痹的下肢,而歇斯底里性半身不遂则是拖着麻痹的脚走,若仔细检查患者麻痹的部位,可以发现肌肉功能正常,并无萎缩现象。另外,声带肌肉的麻痹会导致歇斯底里性哑巴,病人虽不能说话,但却能咳嗽或耳语。

  在感觉系统障碍方面,包括麻木、感觉过敏或感觉异常等。皮肤的感觉障碍可以发生在任何部位、任何形状及任何形态,但以四肢较多。如果病人四肢有歇斯底里性的运动系统障碍,在该部位通常就“理所当然”地有感觉障碍,但其分布与感觉神经系统的分布并不一致,而是属于病人观念里的想象区域,譬如刚好是手套或袜子覆盖区域的麻木,或者从前额到会阴以正中线为界的半身麻木,但这都违反了体内感觉神经纤维分布的情形。

  感觉器官的障碍最常见的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单侧或双侧的盲、聋,病人虽然抱怨说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但走路却很少跌倒或伤害到自己。若将一杯水放在桌子的边缘,要“瞎眼”的病人自己去拿时,他探出手来,看来虽是在杯子的四周乱摸,但却绝不会碰到杯子让它摔落,在这样有惊无险地乱摸一阵后,他会抱怨说他“拿不到”,而要求别人拿给他。

  从这些“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形成这种有违神经病理学的症状可能“另有原因”,但在当时神经学泰斗沙考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医师还是认为它们是神经系统方面的毛病。弗洛伊德原也专攻神经学,早年亦曾远赴巴黎,受教于沙考门下。对歇斯底里症,他起初也接受沙考的神经病变说,但后来在接触南西学派(Nancy School)以催眠术除去病人歇斯底里症状的神奇效果后,他开始认为歇斯底里症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在回到维也纳后,他又和布鲁尔医师合作,布鲁尔告诉他治疗O小姐(即前述案例)的经验,使他更加相信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随后,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经验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于是两人合写了《歇斯底里研究》一书,确立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

  但在形成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结构”(Psychological mechanism)方面,弗洛伊德和布鲁尔的见解稍有不同。虽然两人都同意它肇因于过去的心理创伤事件及伴随之情感的郁积,但布鲁尔认为,在事件发生时,患者没有或无法发泄其情绪,主要是因为他的意识正处于恍惚或转变状态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意思(如前述案例中的O小姐)。而弗洛伊德则进一步提出“潜抑”(repression)的观念——因为这些情绪是患者的道德、教养所不容许的,所以他“主动”将这些情绪连同该创伤经验驱赶出意识层面——也就是潜抑到潜意识(unconscious)里。积压的情绪不得发泄,终于“转化”成肉体方面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通常是该创伤经历的象征性表现。

  本档案可以说是弗洛伊德这个理论的生动说明。女歌唱家第一次出现的症状“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正是她对姨父种种恶行及对她辱骂等“隐忍不言”的象征性表现;至于她第二次出现的症状“手指尖的麻刺感”,则是早年替坏姨父搔背时,受到性骚扰的心理创伤所致。此一创伤经历原本积压心中,还没有找到“出路”,但在跟好舅舅的钢琴事件中,她被舅妈怀疑与舅舅有性的瓜葛,而且媒介同时是“手指”(弹钢琴与搔背),在极度慌乱、无辜被疑所引起的愤懑中,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它的出路——“手指尖产生麻刺感”。

  治疗的方法跟前述案例一样,都是将病人催眠(弗氏后来改用自由联想),降低她的心理潜抑,重温那段“不想记起”的情感性创伤经历,将它们“说”出来,并对它们采取新的看法,让积压的情绪得到发泄,身体症状即会跟着消失。  

  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可以说是他对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官能症)动力学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源头,因为这些研究,而使他从一个神经学家逐渐蜕变成精神学家。

  就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来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常“选择”某些身体症状来表现他们的心事,譬如这个病人选择“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来表示她“隐忍不言”、“如鲠在喉”的心事;而另一个病人则选择“颜面神经痛”来表示她对丈夫曾“掴她一巴掌”的愤懑;而在《少女杜拉的故事》里,杜拉有一种歇斯底里性咳嗽,这乃是她“认同”于被她视为情敌的另一个女人的症状所致。但所谓象征、隐喻、意义等,乃是文学与哲学的范畴,而非医学的范畴,因此,当弗洛伊德将他的注意力从病人症状的“生理特征”转移到其“象征意义”时,他事实上已脱离了科学史学家孔恩(T。 Kuhn)所说的传统医学“典范”,或者说他尝试建立另一个崭新的、介于医学与哲学之间的“典范”,这也使他从一个“医学家”慢慢蜕变为“哲学家”。今天,有不少人认为,精神分析学说并非一个“科学体系”,而是“哲学体系”,可谓其来有之。

  但我们必须在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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