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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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为数甚巨的地区间贸易。1729年以前，北行船只被允许在漕粮之外携带最多60斤土产，这个数字在该年提高到了100斤。卸下漕粮之后，它们载运着小麦、大豆和瓜果返回。　　　　　扬州是大运河淮扬段最重要的市镇，是一个税关口岸，为来自其他各地的货物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仅有的一条连接中国南北的国内水路，从南向北把江苏、山东和直隶省大约18个大大小小的行政城市，还有更多的城镇和市场中心直接串连起来。南边是镇江和南河———大运河南段———的入口，后者流向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各个繁华城市：常州、无锡、苏州、嘉兴以及杭州。　　　　　可以说，唐朝时期，这种位置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唐以后的人口变迁，导致了扬州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和贸易口岸的重要性的下降。明清时期，南方在人口水平、第一和第二产业、城市化和文化生产力等方面远远超过北方，以至于再也不便将扬州视为整个中国的门户。除了盐业贸易以外，扬州或许只能被视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　　　　　漕粮、盐政，还有作为税关口岸的地位，这些依然是对扬州有利的因素，当这些因素还在发挥作用时，它就依然是一个忙碌不停的口岸和贸易中心。1749年制订的关税定额显示，扬州预计要上缴20多万两税银，在制订了个别定额的全国40个税关当中名列第七。在制订关税定额的基准年1735年，扬州是上缴税银超过10万两的仅有九个税关之一。　　　　　18世纪晚期，扬州内部有不下于12个市场（相比之下，东南地区另一个繁华城镇宁波，在18世纪80年代只有8个市场）。围绕这座城市，周边的市镇大量增生，表明这是一个中心地结构的典型例子。但是，空间的平衡被扭曲了，情况对东南地区有利，那里汇集了更多的市镇。流经江都的运河以及位于运河边的城镇将该县与甘泉区别开来，后者水道极少，总体繁荣程度更低。　　　　　大运河对于扬州南北的城市化的意义非常明显。扬州以北除了高邮、宝应、淮安和清江（设置于1760年）等城市以外，在大运河与淮、黄河交汇处以南至少还有9个市镇。扬州以南，在其本县有着最大的市镇瓜洲，该镇筑有城墙，那里“居民商贾骈集辐辏”，过往商船多泊于此，百货荟萃，生意颇为兴隆。在仪征县境内，能够称得上镇的大型居民点只有6个，其中3个位于大运河西段，介于仪征和扬州之间。其中的两个在明代至多不过是“市”（定期集市），但在清代最终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另一个市镇即江都境内的扬子桥，位于大运河瓜州段和仪征段的交汇之处。　　　　　江北的城市化取决于官盐运输线路的影响。除了行政中心之外，海安和西溪是扬州以东的江北地区最重要的两个镇。它们的重要性都来自于盐业贸易。海安在泰州境内，位于一个运河系统的交叉点上，该系统将它与泰州城、如皋、通州和串场河（即连接各盐场的运河）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镇，那里有一所书院。它也是通州各盐场盐运船舶发往泰州之前的集中之处，显然成为一个活跃的私盐交易中心，因为那里驻有一名盐务巡查官员。西溪在东台县城西南五里外，是一个商人大量聚积之处。它是通往盐场内各个市场的贸易门户。　　　　　次要市镇的分布，证实了官方运输线路对江北城市化和市场行为的生成性影响。雍正时期扬州府境内榜上有名的50个镇当中，大约有一半或者位于大运河边（包括两条流经仪征和瓜州的大运河南部支流），或者位于从大运河通往东边各盐场的盐路上。盐场中心本身就包含有市场，它们都位于与范公堤平行的串场河边。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镇都是边界镇，有的还位于省界上，在那些地方，行政、防务和税收功能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一个中心地？（2）　　　　根据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我们或许会期望发现这样一个市场等级体系，它与主要城市中心保持有规律的距离，又允许适当的地理障碍的存在。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结构虽然显示了一些集中化的迹象，但主要还是呈现为树状特征。主要市镇位于漕运和盐运线路上———大运河及其南部支流、运盐河以及串场河。在本书研究的时段内，对于解释扬州城本身而言，中心地理论还不如网络系统理论奏效，后者假定某座城市之所以存在或显得重要，是因为它作为一道门户，将其腹地与一个远距离贸易网络连接起来。在中心地理论中，距离和运输方面的困难被视为一种障碍，它限制了长途贸易的经济意义及其在促进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化进程方面的作用。网络系统理论则认为，利益动机可以克服这些障碍。　　　　　网络系统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帝国晚期巨大的跨地区贸易系统，当时各个区域体系之间的差别依然非常明显。扬州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节点。为扬州提供了财富的淮南盐业市场区域，从江苏西南部一直延伸到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贵州边陲地带。换句话说，扬州与长江下游大区域之外的地方有着重要的经济关系，这与如下假设相矛盾，即大区域内部各个城市间的相互联系，比跟其他大区域的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可以解释扬州为何没能继续保持一个强盛的贸易口岸之地位。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盐政的变动和宏观格局方面有利于上海的变化，蒸汽船的到来，以及铁路的发展，最终夺走了扬州的远距离贸易伙伴。扬州被迫回归于自己的腹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以出口腌制蔬菜、化妆品和牙刷而闻名。很少有游客来到这里。即使是艰难时期曾经聚积在其城门下的难民，现在也绕过这座城市，向南渡过长江，奔着更有希望的沃土而去。　　　　　18世纪的情形迥然不同。这座城市位于前往北京的线路上，自然成为一个八方来客的口岸，它的财富也吸引着远近各色人等。李斗写道：“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予见闻所囿，未能遍记。”除了官员、学者之外，还有其他的人；1841年5月，周生从长江南岸的镇江乘坐客船前往扬州，根据他的见闻，这是一支五颜六色的队伍：　　　　　赤日行天，流水欲沸。舱不满七尺，内外坐二三十人。一时秀才酸气，乡先生腐气，和尚酒肉气，负贩葱蒜气，守钱虏臭气，衙门人仆隶恶气，皆随汗出，聚于鼻观，不辨何味。而又东船鹾商开江锣，西船宰官起马炮。　　　　　在这段话里，周生简洁地捕捉到了清代扬州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中的扬州社会的特征：有抱负的儒生、塾师、和尚、高利贷者、贩夫、衙役，他们同类相聚，都挤在一条来往于扬州的船上，由此勉强维持生活，或者是去把握最大的获利机会。妇女显然不在船上，但并没有脱离观察者的视野。一名乘客开始说话了：“诸君亦知扬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与苏小葛嫩若何？”这时，“秀才作狂，乡先生不复能为道学面目，和尚悔削发”。　　　　　由于身份、财富和权力而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的，是一边的官员和另一边的盐商，它们正好代表着明清时期这座城市所赖以维持的双重基础，即行政管理和盐业贸易。周生所看到的盐商，可能像他自己一样是镇江人，因为在19世纪初，镇江商人已经开始投资于两淮盐业贸易。但在前几个世纪，扬州的繁荣得益于来自更远之处的人，他们的故乡非常遥远，因而在这座城市安家，促进了这个城市社会的创造，并且成为它的一个鲜明特征。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商人之城（1）　　　　第三章商人之城　　　　　汉语中的“商”字大概可以追溯到周代初期，当时战败的“商”人被迫求助于贸易以为生计。这个词源神话抓住了与商人或者生意人有关的外来人这一概念。帝制晚期，关于商人的标准说法是“客商”，实际上意味着“外来人”之意。相应地，以传说中的商代义士为基础的财神，在一些故事中也被赋予了穆斯林特征，被描述为一位胡须卷曲、眉毛突出的黝黑的外国人。　　　　　这种形象在扬州有其历史的共鸣。当巴格达和长安（后来的西安）分别是西方和东方世界最大的城市之时，阿拉伯人、波斯人，有时甚至连犹太商人也横穿过东西方之间的遥远距离，从“地中海西部的弗兰克地”这样遥远的地方来到印度和中国，“把这些地方的麝香、沉香、樟脑、肉桂以及其他物品带回去”。这个时候，在8、9世纪，扬州正位于一个交通网络的枢纽，后者将长安与广阔的海上贸易线路连在一起。往来都城的途中，来自远方的商人往往在扬州停留，或者留下来买卖宝石和稀有药品。因此杜甫（712—770）有诗曰：“商胡离别下扬州。”安禄山叛乱期间扬州遭到洗劫的时候，“数千波斯客商被杀”。　　　　　13、14世纪，在“蒙古泰平”时代（PaxMongolica），这些远方的商人再度造访扬州，当时成吉思汗的后代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保护，并欢迎客人们飘洋过海来到中国。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尔费达（Abulfeda；1273—1331）知道扬州的存在，他写道：“某些人到过那里，说那里位于温带地区，有一些园林和荒废的城墙。”一个中文名叫普哈丁的伊斯兰传教士，被认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就在阿布尔费达出生前后葬于扬州。其精致的墓园里还保留着他的许多同胞的墓碑，比如卒于1302年的尔路丁（Erlueding），被称颂为是“一位伟人”，一位有教养、精于商业、关心普通百姓的客商。若干年之后，喀德林（Catherine）和安东尼？维利翁尼（AntonioIllioni）葬于扬州，其墓碑刻着如下开头的拉丁文碑文：“hic…iacet……（这里安息着……）”他们肯定是踏着那位声称代表大汗做过三年扬州总督的马可？波罗的神秘足迹，沿着某条贸易线路来到中国寻求财富的。　　　　　异国风情的历史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而被埋葬。那些刻着神秘莫测的铭文的墓碑，在新的王朝下被用来当作修筑新城墙的石块。此后，扬州虽然还有穆斯林，甚至一度有过犹太人，但他们不是飘洋过海而来；就我们所知，他们也不被看成是有实力者。后来几个世纪里的商人总体上是一类不同的外来人，他们买卖的不是容易运输的小型贵重货物，而是人类饮食中的基本成分———食盐。　　　　　对于中国的盐业贸易，包括两淮盐区和垄断了两淮贸易的扬州盐商，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概括说来，盐政对于扬州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帝制晚期的大部分时候，盐政都是这座城市的主要财富来源。鄂多力克（OdericofPordenone）曾经在14世纪到过中国，他以不无敬畏的口吻评论说：“这座城市的领主＇每年＇光从食盐身上就能获得五百土曼的巴利斯（balis），一个巴利斯值一个半弗罗林，这样一土曼就有一万五千弗罗林！”在此前后，两淮盐产定额是第二大产区两浙盐区的将近两倍，16世纪晚期，其年度税收是次于其位的税收大户长芦盐区（包括河北及河南部分地区）的将近四倍。　　　　　盐商在两淮盐区的财富如此之巨，原因之一在于淮南盐场的出产能力。两淮盐区沿着淮南和淮北（江苏中部和北部）的海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