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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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喂膛Υ艘恢窒嗷ブС值闹贫龋笳咭恢背中�19世纪初。朝廷在税收和杂项资金方面都高度依靠盐业贸易，必须培养与商人的良好关系。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田赋收入不受人口增长的影响，保持了相当的稳定，但盐税在全部收入中的贡献，却从1682年的8。87％攀升到了1766年的11。83％。对于额外的支出而言，包括军事和水利事业，盐商都是现成的资金来源，他们可以通过“报效”为国库作出很大贡献。在商人们而言，他们与政府紧密合作。负责紫禁城供应这一重大任务的北京内务府，向商人们借出数千两至上百万两不等的白银，商人们用它来投资，为此要支付10％的利息，从而既为自己也为债权人创造利润。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专卖商及其财富 二、专卖商及其财富 清代盐商的财富和权势，部分程度上是明末盐政重组的产物。在1617年引入的纲法之下，旧的边商、内商和水商之别让位于新的类别划分。边商显得多余并且消失。水商在1617年重组后的食盐专卖中没有竞争力，降至江西、湖广地区的小范围批发商之地位。内商不再以这个名称为人所知，而以“运商”的名义重新出现于世人面前。 在新的纲法中，每个口岸都被分配给一定份额，户部向资本充足、有能力认购和运输食盐的商人颁发一定数量的许可证。商人为了参与食盐贸易，每年都必须证明自己在食盐专卖中拥有既定位置（“根窝”）并提供一份凭证（“窝单”）。（这里的“窝”字或其同音字看来源于山西方言，王振忠解释为“公差空缺或位置”。）每年起运季节，运商持这份凭证和许可证向扬州的盐运使申报，并核对纲册；盐运使然后颁发一份盐引，上面指明购盐数量和运输目的地。这称为“年窝”。 掮客现象在盐业贸易中很常见，有的在册商人只是名义上的商人。他们投资盐业贸易，却向“业商”出租资格。大量不在册的盐商卷入了日常交易事务。其中包括所谓的“租商”，他们从“业商”那里租得交易资格；还有“代商”，他们受雇于有资格的商人，替后者照管生意。 运商与其亲密伙伴“场商”之间也有区别。场商或者独立运作，或者受雇于运商替其在盐场现场购盐。有的场商拥有原先作为制盐者（“灶户”，详后）世袭财产的盐田。区分场商与灶户的重要因素就是本籍。场商是徽州人或其后代，极少数情况下也有本籍为山陕者。仅就淮南盐产区内的相关情况而言，所有灶户都是通州、泰州、山阳（淮安）或盐城本地人。 运商是当时的大商人，被认为拥有数百万两的个人财富。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富有。1677年，盐运使任命了24名商人首领（“总商”），其余称为“散商”，分别列入24位总商名下的“纲册”中。这一创新意在缓解政府当时面临的困难，即确保稳定的收入以平定三藩之乱。让最有权势的商人为其余商人负责，盐政当局由此转嫁了征税负担，并减少了需要跟自己打交道的商人数量。总商的数量因时而异：雍正朝增至30名，但在18世纪末降至25名，19世纪初又降至16名。 整个这一时期，总商是扬州商人中的精英。较早拥有该职位的包括程量入及其儿子程之韺。父亲程量入在17世纪60年代初就组织过多年滞销之盐的分销工作，1665年又修复了范公堤，从而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儿子程之韺担任总商一职20年，领导该体系为1681年最终平定三藩之乱提供了资金。陈之韺的孙子程梦星是1712年进士，一度担任翰林院编修，后来退职接管家族盐业生意。他建造了18世纪初扬州最大的园林之一———篠园，是康熙后期和雍正时期文人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与程梦星同时代的汪应庚是18世纪上半期最著名的总商，领导了一些慈善和道德改良事业，比如灾害救济和促进寡妇守节。程梦星和汪应庚都创作过关于扬州的诗文集。 乾隆时期，盐商群体进一步集权化，某位总商被推举为“首总”———该职位出现于1768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每次任期三年。最著名的首商是江春（1721—1789），他在漫长的盐商生涯中可能多次担任过该职。江春是一位诗人、箭术家和戏曲爱好者，是18世纪后半期扬州社会的主导人物。他第一个为乾隆皇帝1751年的初次巡视制订了应对程序，并于1762至1784年间在其各处园林里四次接待过乾隆皇帝。在长达五十年的盐商生涯中，他因为在救灾、水利和军需方面据说付出了一百万两银子而著称。他在老年时期变得穷困潦倒，内务府出面为他提供救济。较晚的首总包括鲍志道（1743—1801年）和鲍漱芳父子，他们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扬州社会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还有至今尚存的著名个园的主人黄至筠，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滥用职权，在1822年的食盐销售调查中遭到严厉批评。 这份名单中包括了150余年里扬州社会的许多显赫人物。此外还有一些拥有私家园林的商人，乾隆皇帝曾经巡视过这些园林，他们肯定都是总商。这些人都是产业拥有者、慈善家、艺术鉴赏家，有的还是作家，他们多来自于徽州，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维持和改良城市基础设施、地区水利治理以及饥荒救济体系的责任。他们位于两淮盐商群体和政府的结合处。首商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组织商人向朝廷“报效”，其数额在首商制度创立之后事实上有了大幅提高。 关于商人群体的规模，只有一些非常笼统的数字。陶澍（1779—1839）在1831年写道，以前曾经有“数百”运商；几年前李澄也说过类似的话。商人群体数量的不确定，使我们很难精确衡量个别商人的财富以及盐业贸易的个别收益率。根据这样一些可获得的数据，我们能够做出某些推断。1726年，两淮盐场应税之盐总计约4。5亿斤。1723年汉口的批发价格大约为每袋（8。25斤）0。13两，由此可以计算出大致的销售总价。这是一个700多万两白银的批售总额。其中税收大约占了200万两，刨去商业和其它成本（工资、包装、运输、派款），很难设想怎么还能剩下400多万两的盈余。王方中估计实际利润（不包括资本投资的保值）约为销售价格的一半，那样的话就有350多万。 往宽松处说，如果当时淮南、淮北有300多名运商的话，那么根据1726年销售额推算，每年的平均利润还不到12000两。作为对比，两淮盐务官员的养廉银为400至3000两不等。1748年，画家郑板桥通过出售自己的作品每年能挣一千两左右。18世纪90年代，盐政资助的扬州两所书院的260名在册学生年度津贴总额为6000两多一点。从这些标准来看，商人的“平均”利润显得非常可观，但如果要达到最富裕商人据说曾经拥有的上百万两巨资，那么这点收入确实还要精打细算地使用才行。 也许根本不存在平均利润这回事。18世纪初，扬州“大商”控制了汉口贸易的六七成，其余份额属于“小商”。如果这种比例在17世纪属实的话，那么在18世纪20年代，超过二百万两的利润可能都被30名总商（假定他们占了“大商”的大多数的话）所分享，剩下的用于填补散商们更瘪的口袋。由此，18世纪20年代最富有的商人每年赢利或许能达到5至10万两。 在盐业贸易的合法收入之外，商人们还通过高利贷、超卖和走私来获利。通过充分利用官方盐业贸易，他们可以赚到数百万两。1768年，扬州爆出了一则重大丑闻，新上任的盐运使在调查账簿后发现，此前二十年里有上千万两的利润被擅自挪走。此案非常著名，因为它导致了前任盐运使卢见曾（1690—1768）和巡盐御使高恒（卒于1765年）被处以死刑，后者是一名皇妃的兄弟。然而这种挪用十有八九只是伪造账目的一个例子，这样可以在常规的盐政运作范围内或多或少地使利润最大化。 许多活跃的盐商（与“业商”相对而言）也从事其它商品的买卖。1740年一份关于违反关税义务的通告显示，有一条属于徽州休宁人的船被迫返回江西的关卡，为一船从盐城运来的咸鱼补缴未纳的关税。这名商人很不走运，遇到一阵大风暴，船只在港口沉没，损失了全部货物。盐城在淮南盐产区之内，咸鱼是一种地方特产。几乎可以肯定，这名商人正在从事食盐生意之外的副业。 更重要的副业是粮食贸易。汉口是运往两湖之盐的批发市场，也是来自湖南、四川的大米的销售点，它们多被运往长江下游出产棉花、茶叶而粮食不足的地区。运盐船只不会空着从汉口返程。1731年，湖广总督报告说：“今查汉口地方，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初旬，外贩米船已有四百余号，而盐商巨艘转运者，尤不可数。” 即便将这些赚钱方式都考虑进来，那些拥有巨额财富者的人数依然相对很少。然而不管是非常富裕还是一般的富裕，盐商都对扬州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估计，在两淮盐政的财富处于巅峰期的18世纪，那些仰食于盐业贸易的扬州人，包括商人、官吏、士人，以及全城舟师在内，数量可以万计。整个这一时期城市人口无疑都在增长，到18世纪末可能超过了10万人，但也可能没有这么多。根据这一估算，盐业部门在该城的存在确实很广泛。 除了这“数以万计”者之外，还有那些向他们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人，包括他们赞助的艺术家，以及为该城提供食品的渔民和农夫。渔民每天从远至40英里之外的地方赶来，为生意兴隆的城东北黄金壩鱼市提供商品，因此18世纪该城到处都是餐馆。晒干的咸鱼和各种新鲜的淡水、咸水产品，如菱角、莲藕、虾米、螃蟹、牡蛎等，都从沿海及淮河、长江运到这里的市场上。扬州本县许多村庄“驴驮车载，络绎不绝”，加上来自通州、泰州、高邮、宝应等更远之处的船只，为该城提供了丰富的酒类产品。盐商一踏进扬州，其财富掀起的涟漪将呈波浪状扩散，最终影响到沿海灶户身上。但中心地区所受影响的强度要比边缘地区更大。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商人与制盐者 三、商人与制盐者 从盐场中可以发现扬州及其商人的故事的另一面。食盐专卖是扬州府及附近沿海各州县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财富创造形式，数十万人以种种方式卷入其中。淮南之盐产于江北海滨地带，盐产区的界线沿着范公堤两边延伸，几乎等同于整个江北海岸线的长度。这一区域跨越了好几个县级行政区（18世纪初为4个，18世纪末为6个），内部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场”。18世纪初有26个场，但由于合并之故，18世纪末仅有20个场。它们大小不一，总共覆盖了方圆4500里的地区（超过一千平方英里）。 盐区大多种植芦苇，用来作为煮盐的燃料。煮盐和芦苇荡的权利在制盐者（灶户、灶丁）之间世袭———尽管到清初已经可以转让，他们是在明初从当地人口、罪犯以及明太祖朱元璋的对手那里广泛征调来的。14世纪，淮南沿海是最先揭竿而起反对蒙古人的地区之一，在盐户张士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后来张士诚与蒙古人和解。朱元璋赢得战争并成为皇帝以后，对曾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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