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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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时间序列中。满人最初以采集渔猎为生，16世纪转向农牧业。辽河流域尤其如此，这里比其他的主要聚落更靠近中原，并且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向汉人和朝鲜人出售人参、兽皮和马匹，这里的人在16世纪逐渐富裕起来。在勇武的努尔哈赤（1559—1626）领导下，他们也逐渐强大起来。1587年，已经成为君主的努尔哈赤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座城池。1618年，他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同时对明朝宣战。不到三十年之后，他的第十五个儿子多铎（1614—1649）———中文为豫亲王———就漫步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扬州街道上，在巡察满汉战争期间最惨烈的一个事件中造成的损失。 在中国的编年史上，扬州是朝代更替的一个显著参照点。该城的沦陷预示着明朝复兴期望的失败，征服者对平民的屠杀，则逐渐被视为一个时代之终结的悲剧象征。在关于王朝兴衰的道德故事所提供的结构性叙事当中，该城被征服的那一刻标志着历史的断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是一部关于1645年扬州沦陷的文集，在提供这种叙事的所有经典著述中占有核心位置。然而细读该书就能发现，它也支持一种关于过去的另类故事，使我们得以窥见晚明以降扬州地方历史中具有连续性的某些重要方面。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满洲与明朝的灭亡 一、满洲与明朝的灭亡 明朝晚期政治上的不稳定，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都表现得很明显。1604年，东林书院在无锡创建，从扬州跨过长江沿大运河南下即可到达该地。东林书院为改革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中心，其主导力量与江南和西北山陕两省———正是这几个省份为扬州提供了许多盐商———官员结成了强大的联合。二十年来，东林党逐渐有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在1625年遭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反面人物之一宦官魏忠贤（1568—1627）的镇压和清洗。与这场清洗相伴的，是以魏忠贤为中心的个人崇拜的发展，其标志就是为他建立祠庙、形成一套仪式。在扬州，按察使王徵（1571—1644）是来自陕西的“二劲”之一，拒绝向魏忠贤的祠庙致敬。可能就在同一时期，郑元勋冒着很大的个人风险为一位朋友提供了藏身之处，后者与某个当权宦官发生了冲突。 政治上的困难伴随着社会经济危机而来。17世纪20年代，西北各省遭受了干旱、饥荒和土匪的蹂躏，种种灾祸导致了公开的叛乱。扬州的西商家族无疑受到了这些情况的影响。扬州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17世纪20年代后期，兴化爆发了匪乱，他们成功地包围了县城，直至骁勇的地方官员将这场动乱镇压下去为止。17世纪30年代，扬州和仪征的武将们都面临着保护地方免遭淮河流域叛乱者南下侵袭的任务。陕西叛乱者张献忠（1605—1647）已经成为明朝政府最大的内患之一，现在几乎可以在整个华北自由游荡。1637年，他联合江北土匪对仪征发动攻击，然后沿着长江退居湖北。1635年，扬州附近饥民载道。1636年，随着饥荒的持续，不少人上吊或者投水自尽。1637年，长江向北泛滥，仪征死者无数。 国家正在慢慢解体。江河泛滥，降雨过多或过少，粮食不足，绅士不愿就职，明朝的军队接连战败。明王朝被二十余年的农民起义弄得筋疲力尽，日益强大的满洲力量又在威胁着边境，明王朝终于在1644年走向灭亡。4月24日，就在北京即将落入陕西叛乱者李自成（1605？—1645）之手的时候，明朝末代皇帝杀掉自己的妃子，并于次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南京，前明官员创建了一个残余政权，即南明政权，希望能够保住中国南方。扬州注定要从一座闲暇娱乐之城转变为镇守要地，这在它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 南京的南明政权意识到了历史上的先例。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南京的安全取决于淮河下游地区的防卫。这项任务交给了四位名声可疑的职业将领，他们为控制扬州争吵不休，这是危害南明存在的因素之一。扬州城防在政治和军事上被分割开来，扬州居民只能等待着王朝更替战争的最终结果，1645年四月（西历5月末），这一悲惨的结局终于降临到他们身上。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前六日（1） 二、“扬州十日记”：前六日 扬州的沦陷在关于17世纪中国的历史撰述中占有核心位置。这个故事经常被人提起。当时扬州城的一位居民王秀楚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写下了一份关于城陷之后可怕的屠杀和破坏经历的详细叙述。他的《扬州十日记》在整个18世纪都是一部禁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反满读物流传开来。该书随后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它可能是关于满洲征服中国这段历史的最有名的叙事。 除了这部叙事中透露的信息，我们对于王秀楚一无所知。他的家族看来在这座城市已经站稳了脚跟：当躲避占领军的时刻来临之际，他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儿子，三位兄弟，一位嫂子，一位侄子，以及妻子娘家的三位成员一起逃难。王秀楚反复提到“扬人”，暗示着自己并非其中的一员。他描述了有损于地方荣誉的道德妥协背景下的两名扬州妇女。书中提到邻居乔承望是一名“西商”，该词将他与山陕流寓区别开来（乔家来自山西襄陵，在扬州很有名望）。 然而他很可能是徽州人，尽管书中有一段话暗示他和自己的兄弟并非“富商”。他生活在新城南部，直接靠近城墙，那里正是盐商集中居住之区。他与商人为邻———在扬州这意味着他们是外地人———自己就可以支配大量银两。他的妻子拥有金银珠宝。他的姓氏是常见的“王”字；汪姓在徽州更常用，但也有人使用“王”这个寻常的姓氏。此外，他的兄弟有一位洪姓姻亲，这个姓氏在徽州很普遍。这位亲戚就是书中提到的两名妇女之一。另一名郑姓妇女王秀楚并不认识，“郑”也是常见的徽州姓氏。书中将其他许多人描述为“扬人”或“服色皆扬俗”，甚至是“西商”，但与此相反，他并没有对这些妇女的籍贯做出区分。 扬州城陷之时，王秀楚及其家族，此外还有其他数千人为何会呆在该城？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中文里有一句谚语说：“小难避乡，大难避城。”这条原则往往被付诸实践。在满洲人到达北京之前，“数不清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蜂拥出城”。再往南边，在福建浦城，郑元勋的侄子、在扬州出生的郑为虹，在守卫一座满洲人到来时几乎已被抛弃的城市中英勇阵亡。 这种逃亡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军事战略的基本因素的一种本能理解：许多战斗都集中在城市。不过对于扬州来说，城陷之前的一年间，各种形势使逃亡变得很困难。1644年4月25日，北京沦陷于陕西叛乱者、自称皇帝的李自成之手，但在那个时候，关于满洲征服扬州的想法还显得很遥远。张献忠不久以前还在附近，这时则在西部的四川省施虐，他似乎更可能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威胁。如果要选择的话，人们应该逃往何方？到了6月份，扬州城面临着另一方面的威胁，当时南明将领高杰（卒于1645年）包围了该城。根据戴名世的记载，此时确实有许多人逃离该城，前往北方的湖泊地区避难，但“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 史可法被派往扬州解围，但高杰只是撤退到附近的河边城镇瓜州。高部在那里的威胁性存在，有效地阻断了从扬州逃往南方的最短线路。1645年正月，高杰被谋杀，但他的军队还在。此外，没有了高杰的碍事，其对手黄得功（卒于1645年）把目标瞄向了这座城市。这些动乱导致了难民的流入，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了该城人口的规模。比如王秀楚的妻子和嫂子，就是为躲避令人讨厌的高杰所部乱军，而在扬州被围前夕从附近的瓜州逃入扬州。 明朝末年，在空旷的路上旅行对于富人来说是件冒险的事。扬州居民中有许多盐商和木材商，他们在家里贮藏了足够多的财富，以至于后来能够向征服者一次提供数千两白银以换取自己的性命。是让自己的财富丧失于在乡野中游荡的士兵和土匪之手，还是利用它来帮助守卫这座城市？他们选择了后者。史可法的到来给了他们乐观的理由。史可法从南京带来一支军队，各地忠义之士都跑来加入他的阵营。与日益膨胀的清军及其合作者相比，这些明朝力量的标志终将黯然失色，但他们近在眼前，而敌人却很遥远。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扬州居民几乎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扬州之役的通告，但史可法的函件表明，他几乎在攻城前一个星期就知道该城注定要沦陷。史可法不久前曾经率领一支部队防守更北边的地区，但被迫连同自己的军队一起撤至城墙的掩体内。阴历四月十九日（5月14日），他估计“扬城旦夕不守”。两天以后，他在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 相反，王秀楚对于战略形势的了解非常混乱，甚至在攻城开始之后，他还对步武严整的军队的出现寄予过一阵希望。他的记述从攻城前夕开始。当时满城都是明朝守军，这让户主们颇感烦恼。王秀楚试图通过宴请统兵将领摆脱这种不便。该城沦陷前的那个晚上，这名将领设宴作为回报，席中有位名妓在场。这名将领喜欢音律，打算用琵琶为她伴奏。这群人正聚在一起，准备狂欢一夜的时候，从史可法那里传来一纸消息。王秀楚写道，“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次日早晨一片混乱。狭窄的街道上突然传来马蹄的回声。明朝守军正在逃跑，敌人的骑兵在身后紧追，从北面进入该城。士兵们从城墙溃退下来，脚步震得屋顶的瓦片咔咔作响，手持弓箭的胜利者正在追逐失败者。庭院、生活区，还有私人居住区的卧室，都遭到无所顾忌的侵袭。不久就能看到占领者一方的士兵挨家挨户索要银两，夜幕降临之前，一场大屠杀已经开始。雨一直在下，但随着房屋被点燃，大火熊熊燃烧，“赤光相映如雷电”，照亮了黑夜。第二天，“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屠杀从四月二十五日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最后一天，曾经由高杰指挥、现已投降满洲的军队开入该城：“寸丝半粟，尽入虎口。”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前六日（2）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屠城之后焚化的尸体达80万具，这个数字高得难以置信。明清战争的伤亡数字通常不可靠，原因很简单：战役和暴行的目击者无疑被展现在眼前的恐惧所淹没，根本无从清点那些死尸。数字通常以万计，其中传达的与其说是数目，还不如说是一种数不胜数的感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过，扬州被围时约有2至3万人口，这个数字远低于王秀楚提供的死难数字，不过加上明朝军队的数字，足以说明屠城之后街上丢弃数千具尸体是可能的。魏斐德（FredericWakeman）认为这个估计对于扬州城本身而言太低，而是相信其他地方提到的同样是太高的数字：“扬州市民有一百多万。”当时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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