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完整版-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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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它代表了19世纪社会主义中工团主义（syndicalist）一脉的思想观点在本世纪的明显复兴，然而这却是社会主义各种学派中思辨最不够且最不具实践意义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稍加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着许多内在的矛盾。显而易见，如果一家工厂或产业欲服务于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它的运作就不能同时永远满足某个特殊工人团体的利益。再者，有效参与企业的管理乃是一专职工作，而且任何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即刻便会失去作为一个被雇佣者的视角和利益。因此，不仅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而且也从被雇佣者和消费大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计划都应当予以否弃；而且这也是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断然拒绝承担管理业务的责任的根本理由之所在。然而，欲对这个问题做更为详尽的考察，读者还必须运用现在可资利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极为充分的研究文献。
6．只要一般舆论还视工会强制为合法，那么保护个人以使其完全免受工会的强制，就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却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只要在法律和司法方面进行相对较少且看似微小的变革，就可能足以导致现状发生深远且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变革。只要将法律明文授予工会的特权或因法院的宽容而使工会僭取的特权取消，就足以使工会丧失其现在实施的危害较大的强制性权力，并足以将工会合法的自利引导到对社会有益的方向上去。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下述两个基本要求：首先必须确保真正的结社自由；其次不论是雇主还是被雇佣者，只要运用强制来反对组织或支持组织，都必须同样被视作非法。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为正当以及工会的目标并不能证明工会免受一般性的法律规则的管辖为正当这两项原则，必须得到严格的适用。在今天，这首先意味着必须禁止工会的各种群众纠察活动，因为它不仅是导致暴力的主要且通常的原因，而且就是其最为和平的形式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其次，工会不得使任何非工会会员处于失业状态。这意味着，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包括诸如“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maintenance of membership］和“优先雇佣”［preferential hiring］条款等形式）必须被视作贸易限制契约，并拒绝给予法律保护。这些契约与那种“以被雇佣工人不加入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契约”（或称“黄狗契约”，yellow…dog contract）并无二致，后者通常都为法律所禁止。
剥夺所有这类契约的法律效力，还能够通过否弃从属性罢工和联合抵制的主要目标而使这类以及相似的压力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无效。然而，还有必要废除所有下述的法律规定，即那些使一个工厂或产业的大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对所有被雇佣者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此外还有必要剥夺所有有组织的群体的下述权利，即缔结对那些并未自愿授予它们以此种权利的人具有约束力的契约的权利。最后，就那些与契约责任或一般性法律相冲突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言，必须明确地对那些操握着决策权的人课以责任，而不论其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的特殊形式为何。
有一种观点主张，剥夺某类契约之法律效力的任何立法，都会与契约自由原则相违背；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反对观点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在上文第十五章中业已指出，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契约自由原则只意味着所有契约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性规则加以裁断，而且任何权力机构也都不应当被赋予许可或不许可某些契约的自由裁量权。贸易限制契约便属于那些法律应当拒绝承认其效力的契约。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显而易见也属于此类不应加以承认的契约。如果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的宽容不曾为工会夺得特权制造条件，那么普通法国家就很可能没有必要制定关于这些特权的特殊法规了。这种必要性的存在，无论如何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而且自由的信奉者也都会痛恨此类立法。但是，一旦特权业已成为一国法律的一部分，那么要取消它们，也就只有通过特殊的立法，而无他途可循。尽管没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工作权法”（right…to…work laws），但是我们却殊难否认，在美国由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所造成的情势，有可能使特殊立法成为恢复自由诸原则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当然，一个国家试图在劳工领域重新确立自由结社原则时究竟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还须依这个国家的发展境况而论。美国的情形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美国，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可能在使工会强制合法化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而且在赋予行政机构以自由裁量权和实际上不用承担责任的权力方面也已走得很远。但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更精微的讨论，读者可参阅裴特洛（Petro）教授的重要论著《自由社会的劳工政策》（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在该书中，裴特洛教授对此方面所必需进行的改革问题做了详尽而充分的讨论。
尽管为了制约工会那种有危害的权力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变革，其目的仅在于使工会服从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人的一般性法律原则，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现今存在的那些工会定会尽其全力进行抵抗。工会知道，要想实现它们现在所欲求的目标，它们就必须完全依赖于那种强制性权力，然而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如欲维系自身，就必须对这种强制性权力进行制约。当然，当下的情形并非已经毫无希望。颇为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方面已经有所改观和发展，而且这些改观和发展迟早会使工会信服目前的状况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工会将发现，就它们所面对的进一步发展的替代路线而言，服从防止一切强制的一般性原则，从长时段来看，要比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更可取、更有益，因为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必将导致某些不幸的后果。
7．从长期来看，工会虽说不可能对所有工人都能挣得的实际工资水平做出实质性的变革，而且事实上它们更可能降低而非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但是现金工资水平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就这些问题而言，工会行动的效用将取决于支配货币政策的诸原则。从那些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和金融机构所期望的相应的政策来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当下的工会政策一定会导致持续且累进的通货膨胀。导致这一境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处于支配地位的“充分就业”学说（“full…employment”doctrines），不仅明显解除了工会对失业问题的一切责任，而且还将维续充分就业的职责交给了金融和财政机构去承担。然而，金融和财政机构得以防阻工会政策所导致的失业状况的唯一方法，便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工会政策有可能促成的实际工资的过分上涨。
为了理解我们业已陷入的境况，我们有必要对“凯恩斯”版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知识渊源做一简要的考察。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所提出的理论，首先立基于这样一种正确的洞见，即大规模失业的通常原因乃是实际工资太高。因此，他在理论上的第二步便是主张直接降低现金工资，但是这一措施只有通过一极其痛苦且长期的斗争方能成功。据此，凯恩斯得出结论道，实际工资必须通过降低货币的价值而予以降低。这的确构成了整个“充分就业”政策基础的逻辑依据，而现在也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了。如果劳方坚持的现金工资太高，以致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就必须增加货币供给（the supply of money），以将价格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现行现金工资的实际价值不再大于寻求就业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实践中，这必然意味着每一独立的工会，在其试图追上货币价值的努力中，将会不断地坚持现金工资的进一步提高，从而诸多工会的集合努力将导致累进性的通货膨胀（progressive inflation）。
即使个别工会防阻了某一特殊群体的现金工资的削减，也会导致上述结果。尽管一方面工会使现金工资的削减变得不可行，而另一方面一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工资在总体上所呈现的则是“刚性下降”（rigid downward）的趋势，但是不同群体由于情势的不断变化而必然在相对工资方面也发生各种变化，其方式乃是除了那个相对实际工资（relative real wages）必须降低的群体中的工人以外，其余所有工人的现金工资都得到提高。再者，现金工资的普遍提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一般而言，也将促使所有的群体（即使那个相对实际工资必须降低的群体亦不例外）都全力推进现金工资的提高，因此，在相对工资达到重新调整之前，必须经过好几轮持续性的工资增长。由于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调整相对工资的需要，所以仅这一进程本身就会导致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这种情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如此，亦即是自人们普遍接受充分就业政策以来一直是如此。
人们有时把这个进程描述为：工资的提高，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如果货币和信贷的供应量没有扩大，那么工资的增加将迅速导致的则是失业。但是，有一种学说认为，金融机构有义务提供足够的货币以确保在任何特定的工资水平上的充分就业；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从政治上讲必定会发生如下的情况，即工资的每一轮增加，都一定会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在物价上涨太过明显且时间过长以致引起公众极为震惊之前，工资的每一轮增加，定不可避免地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于是，人们会努力去控制金融制动闸。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经济已然适应了对进一步通货膨胀的期望，而且大多现行职业也将依赖于持续的金融膨胀，所以试图停止这种膨胀的努力就会迅速导致严重的失业。而这又将产生一轮新的和不可抵抗的压力，要求更大的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一次一次的加大，人们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阻止失业的发生，否则工资的压力早就会导致失业发生了。对一般公众而言，累进性的通货膨胀似乎是工会工资政策的直接结果，殊不知这实际上是试图纠正工会工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直接结果。
尽管工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竞相提高很可能会持续某些时日，但是它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人们渐渐会认识到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这两者间的竞赛。我们必须否弃那种通过引发广泛且长期的失业来打破工会的强制性权力的货币政策，因为它会给政治和社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但是，我们仍必须及时地从根本上遏制住工会的权力，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工会迅即会面临这样一种要求，即人们会针对工会的问题要求采取一系列其他救济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个别工人（若不是工会领导人士）来讲，较之要求工会服从法治更令人厌恶：因为这种呼吁很快就会变成要么要求政府来确定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