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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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些文献以确定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进而提出这些差异能否和解问题。①我甚至不想评价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研究框架正暴露出来的“衰落”信号的强度，虽然我必须说货币主义者在早期始终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货币主义者的反革命过程中，货币主义者对人们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模型的节节胜利提供了扭转劣势的信号。在这一节中，我的目标只限定于一个，即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大论战中总结出两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弗里德曼所拥护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参见第四章），它把一切都轻率地转入狭隘的经验主义，或者说是理论在度量之后而不是度量在理论之后。第二个教训是力图通过证明相对立的理论的错误而确立理论的地位总是使问题尖锐化，就象这次争论中所做的那样，要确立理论地位应当逐步消除重要的歧异。
　　　　最近50年中，我们看到了为对经济波动原因方面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观点作出决定性的经验检验，人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一系列努力。局外的观察者可能会这么想，不仅这场讨论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而且那些经验证据也显然不能使任何经济学家改变他的思想。但是，粗略地看一看那些文献可以发现一种缩小观点差距的稳定趋势，尤其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所作的全部现行统计检验的局限性，日益增加的评论无不显示了这一点。这场论战并非仅仅是导致两军对峙的无休无止的闹宴，由于地位持续而稳定的调整改善着早先人们为所欲为的状况，正在深入的讨论带有了值得肯定的因素。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场论战的持续，除了两大阵营中的所有变动与反变动之外，只能用关于混合经济中私营部门自我调整能力、从而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的稳定化或非稳定化程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硬核”分起来解释（莱荣霍夫德，1976年，第70—1页）。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大论战再次表明，经济学家（象其他科学家一样）当面临观察到的矛盾时，他们会通过首先调整围绕基本信念的核心的辅助性假设，本能地护卫他们的基本信念的核心；只要有可能，他们将一直这样做；只有当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时，也就是当他们在每一次遭遇战中都彻底败北的时候，他们才会反思他们的基本“硬核”，开始更新。
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主义的前后观点
　　　　让我们来考虑弗里德曼在论战中最初的情况。他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起对货币数量论的首次重新表述早几年（弗里德曼，1956年）。抛出货币主义一年以后，他出版了《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这本书可以说以最佳方式用特例说明了他的方法论：在以永久收入而非年度收入建立新的消费函数（这其中暗含有一系列特定的、可反驳的有关总消费支出的预示）后，弗里德曼重新考察了有关消费行为的所有有用的交叉部门和时间序列数据，以表明他的理论系统地考虑了打击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学说的证据。不管对《消费函数理论》的最终评价是什么，它都必然列为整个经济学文献中对理论与数据之间关系所作出的最主要的研究之一。①不过，弗里德曼所宣扬的货币主义与他的方法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先，他把老的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视为一种理论，他没有重新研究一种经济中支出总量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但重新研究了商业厂商和居民户对货币的需求。接下来他对1869—1957年间美国的货币需求作了经验调查，随后与安娜·施瓦茨完成了宏篇巨作《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1963年）以及一系列有关货币政策经济效应滞后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辩论中，主要的是用经验阐明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对利率变动是不敏感的（莱德勒，1969年，第90—1页）。
　　　　同一年（1963年），弗里德曼还与D。梅斯尔曼合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评估简单的凯恩斯主义者模型和简单的货币主义者模型的许多单个方程或“简化形式”的第一个，力图表明货币收入的周转率要比凯恩斯主义者的投资乘数更稳定。这个结论被阿尔伯特·安多和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及其它人共同颠过来了，1965年的《美国经济评论》全部内容都是有关单个方程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与货币主义公式的各种比较的，使每个人都满意的证明是，简化形式的模型没有详细规定结构方程的基本集合，因而不可能区分两个相对立的模型（布雷纳德和库珀，1975年，第169—70页）。
三、弗里德曼的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论战的制高点，这时货币主义问世已在7年上下，然而弗里德曼还没有提出能够产生可以用来支撑货币主义的经验规律的明确理论。弗里德曼1970年出版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以说是货币主义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①
　　　　可是，某些货币主义者如布伦纳和梅利茨（1972年，第838—9页，848—9页）反对弗里德曼的框架，他们对弗里德曼的做法表示惊讶，因为弗里德曼利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作出他的辩论，而希克斯的IS－LM模型正是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的范例，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还提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时间过程和相对速度是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方法差异的关键，而在这种情形下IS－LM模型是不适于这种讨论的。事实上，除了一再坚持货币主义者是利用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凯恩斯主义者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处理经济问题的，弗里德曼否认两大阵营之间存在任何理论的、甚至思想意识的差异。
　　　　弗里德曼争辩说，采用IS－LM模型是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以及由于对调整公众想持有和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之差额的调整轨迹所作的动态假定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所有差异。他认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那些自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自认为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方法和分析上发生歧异的关键”（弗里德曼，1970年，第210—11页，及234—5页）。不过。弗里德曼没能解释价格和数量决策在诸如美国这样的经济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的，并且在那种意义上，他也没能提出货币变动的效应如何分别归因于价格变动和实际产出变动的任何理论（切克，1973年，第111—13页）。结果，关于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传递机制”的动态学建议，抓住了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可检验、或更恰当地说弗里德曼自己没有提供检验它的方法这一要害。人们谴责货币主义者坚持传递机制的“黑箱理论”，而他们实际上则把传递机制视为调整有价证券持有量的机制，只不过他们把有价证券的含义定得过广，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个的变量能比其它变量占有明显优势。总之，他们把传递机制模式化了，但没有提出它的理论。
　　　　众所周知，定性微积分是确立假设的因果关系的直接性质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测度那种关系产生的实际数量时定性微积分却是一种钝器。如果如弗里德曼所论证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论战，本质上是针对各种参数的变动所作调整的速度之争，那么，定性微积分是必要的，经济政策力图控制经济而非仅仅预示经济行为。控制经济通常意味着不仅拥有经济效应信号的知识，而且掌握这些效应的准确数量；某些控制根据定性微积分就能进行，但“和谐的曲调”显然需要掌握比经济变动信号更多的知识。没能提供任何象货币变动效应的定性微积分这样的东西，预示着货币主义者观点的变更。
四、货币主义的第三阶段
　　　　在货币主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讨论的框架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问题，不过长期问题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主题，而从第三阶段、大致在1972年前后以来，长期问题则占据了优势地位。现在的主题是，不管价格和数量变动引起的货币量变动的短期效应是什么，由于货币政策长期中对产出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影响，经济预期总会自动调节以适应于货币供给的变动——这就是弗里德曼在“合理预期”思想基础上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与此同时，人们建立了大量经济计量模型，找出了货币影响名义GNP、实际GNP和价格水平的各种途径。无论是否认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有任何影响的“尼安德特凯恩斯主义”，还是甚至否认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任何功效的“尼安德特货币主义”都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获胜了：政府现在比十年前更关心货币供给了，比较成熟的凯恩斯主义正在从几个不同的渠道而不只是通过利率变动的投资效应来考虑货币政策的重大影响，后者已经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对凯恩斯所作的不切实际的简单解释。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已经失败了：货币主义从未能够成功地阐明产生其经验结果的因果机制，有时候甚至否认这些结果需要用坚实的因果理论去解释，此外，它也没能驳倒它所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任何笨拙的歪曲（约翰逊，1971年，第10，13页）。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证明，在好象正从50年混乱中出现的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分支里，可以抽象出货币主义者的思想。千真万确的是，尽管有成山的证据，但曲解一直存在，且将继续存在。
　　　　很明显，经济学家是不会在经验的反驳面前轻易缴械的。与此同时，争论已经表明了明确的进步信号，思想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和思想简单的货币主义都在逐渐克服，因此，现在要把宏观经济学家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比以前困难得多了。
五、恢复凯恩斯的原旨
　　　　回想起来，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极端的论战性主张一再出现，然后退出——一方提出，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在无视芝加哥口头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的需求是无弹性的，货币的供给则是外在决定的变量；价格和名义收入的重大变动，总是货币供给变动的结果；货币供给增长的转折点必定先于经济周期升降的转折点；等等——另一方则提出毫无意义的相反的论点。许多争论是以多重目的和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很难记住实际争论的是什么，甚至争论的主角们自己都记不清。①
　　　　整个论战对凯恩斯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一直争吵不休，好象不首先确定凯恩斯与“传统”的差别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由于《通论》至少包含有三种、甚至更多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①，因此有无数种把其内容组合成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这样，关于凯恩斯的核心思想的争论便形成了一层学术迷雾，在考虑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争论之前，必须首先看穿这层迷雾。在阅读这次争论的材料时，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宏观经济学家们对《通论》注释的关注，比对经济实际如何运行这种深奥的知识的关心更甚。
　　　　在我们结束这里的讨论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