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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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总的说来，可以指出的依然是，新理论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其前景如何，人们还只能作出猜测。
经济学方法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进那种猜测。方法论能够加强对新思想的评价，但在最终分析中，象兰开斯特特性理论这样的孕育中的研究框架，必须通过它们对经济学家们工作的实际影响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①萨缪尔逊（1966年，第1539页）说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告诉他：“经济‘定律’与经济生活何其异趣：例如鲍莱的相对工资份额不变定律；劳动力中人口成分的长期不变定律；收入不等无可改变的帕累托定律；丹尼森的私人储蓄率不变定律；Ｃ。克拉克的政府支出与税收最高限为25％的定律；莫迪格立尼的财富－收入比率不变定律；马克思的实际工资率下降和（或）利润率下降的定律；每个人的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定律。如果说这些东西也是定律的话，则定律根本上就是一种罪过”（也可参见哈奇森，1964年，第94—5页）。
①如果仅仅是我们可能习惯于忽视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那么，需求理论应该简单得多。所以，贝克尔（1976年，第159—60页）证明，就大量的家庭决策法则，包括由掷骰子而决定的决策而言，市场需求曲线将仍然是负向倾斜的（主要是由于价格上升受到限制，而价格下跌则受到鼓励，以及机会固定）。这种证明采用了不变实际收入需求曲线，而不是马歇尔的不变货币收入需求曲线。
②根据并列的选择经验所作的无差异曲线，如果把其贫乏的历史回溯到心理学家刘易斯·塞斯顿所作的开创性努力，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努力此后只重复过两次。最近麦克里蒙和托达（1969）所作的比较深入的努力，为无差异曲线众所周知的三个性质提出了积极但却是混淆的证据，这三个性质即（１）不相交，（２）斜率为负，（３）曲线凸向原点。
①对两次大战间关于经济学心理基础的这场重大论战，科茨（1976）作了回顾。弗罗伦斯的小册子（1927）精彩地再现了这场古式的争论。
①正如旺（1978年）所表明的，萨缪尔森实际上曾两度改变其关于显示偏好理论目标的思想：在早先1938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1章）中，显示偏好理论是为了在不限定于无差异说明或实际上是不带任何其它不可观测的内容时，推导出希克斯序数效用理论的主要结果，在1948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9章）中，他实际上为新方法作了洗礼，在那里，显示偏好理论变成了根据对个人市场行为的观测建立个人的无差异图过程中运算方法的基础，从而解决了早先的文章已指明为虚假的一个问题；最后，在1950年的文章（萨缪尔森，1966年，第10章）中，显示偏好理论取得了另一种解释，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和确立序数效用理论可观测到的等价结果，而这看来与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中的目标是有歧异的。除了这种混乱，萨缪尔森还至少已经改变了其有关基本方法论的思想：1938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者”，而在1963年，他已经退向比较朴素的“描述主义”方法论。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七章 厂商理论
一、古典的捍卫
如果说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功能是证明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概念，那么，传统的厂商理论的功能便是证明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概念。传统的或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已经存在了140余年（从库诺1838年或多或少地发明它时算起），这种厂商理论研究的是在静态但高度竞争环境中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只把产出或价格作为策略变量。在这140余年间，传统的厂商理论一再受到批评，尤其是它的核心假定，该假定把经营者当作根据技术和现行需求模型约束追求最大化货行利润者。
人们已经证明，厂商实际上最大化的是包括利润、闲暇、声誉、流动性、控制等等在内的多重效用函数；他们根据一定的最低利润水平而不是利润本身最大化总销量；他们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而是通过在考虑费用情况下调整他们的利润目标而“满足”于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不可能最大化，因为时时处处有不确定性，所以，他们采用象全部成本定价法这样根据实际经验而得来的做法；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最大化而是生存，因此，他们遵循的管理法则是比竞争对手先行一步。这种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重建经营行为理论的建议，在近30年中已经成倍增加，实际中已使某些评论者把这描述为传统厂商理论的突破（诺德魁斯特，1967年）。
在著名的1946年莱斯特—马克卢普论战中，马克卢普对传统教科书上的理论作了有力的古典的捍卫，他认为，一般地说边际分析、具体地说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并不想对经营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完整的解释，而只想预言市场力量特定变动的效应。受到重创的新古典厂商理论所以仍然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作出一些定性的有效预言，如象“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产出和产品价格都提高”、“货币工资的提高引起就业减少”、“对经营利润征收总值税对产出没有影响”等等。而大多数其它理论甚至连这种弱的预言都作不出来，一般来讲，它们只是以结果不确定为代价讲述漂亮的故事。
显然，教科书上的厂商经营是“理想式”的，是明显不现实的。例如，它没有象需求理论对待消费者那样，把企业家视为最大化包括金钱和非金钱在内的偏好指数者，而把经营者的效用函数简化为直接可观察的货币报酬，并把时间、不确定性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因素当作不必要的复杂因素而置之不顾。不过，理论是简单的、精美的、内在一致的，它提供经过精心研究而得出的明确而定性的预言。这就是马克卢普（1978年，第16、26章）的论据，也是弗里德曼捍卫其所谓“报酬最大化假说”的论据（见第4章）。
如果他们同时对传统理论所作预言的成功情况进行详细的考查，这种辩护是可以令人信服的。我们不必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去赞成，对任何准确地预言基本经济变量变动方向的简单理论只因为它包含“不现实的”假定而断言其不值得讨论。可是，困难恰好在于评价标准的厂商理论的预言记录，而且在评价过程中，我们通常从该理论坚定的支持者那儿很少得到什么帮助。此外，这种理论包含的矛盾与它受到的因果证据的支持一样众多。例如，这种理论明确预言，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厂商不会去做广告，没有去做广告的刺激，因为要增加产出就必然提高边际成本。然而，许多厂商在为他们的差别产品做广告，我们可以推断，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在广大范围中观察到的产出的短期边际成本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大多数标准预言没有得到遵从），就是由于现行的市场结构是一种垄断的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可是，垄断竞争理论并没有明确地预言成本或需求的变动对产品价格、工厂规模或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影响（见布劳格，1978年，第416—17，446—7页）。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弱结论，即新古典厂商理论不仅不适用于大多数生产最终消费的制造业厂商，而且也不适用于生产中间物品的所有厂商。
与此相似，传统厂商理论所预言的货币工资提高将导致厂商提供的就业数量减少，也没有得到短期就业函数有关证据的证实，相反，短期就业函数似乎表明，在面临工资膨胀时，就业量是相当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就业量总是与长期货币工资呈反向变动，我们就应该可以观察到联系就业率到。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假定作出各种特定调整而放松传统理论，以说明短期就业函数的稳定性和长期就业函数的不稳定性，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加强了它的标准预言的简单性和尖锐性。再取最后一个例子来说，传统厂商理论预言，对经营收入征收比例税（如公司收入税）在短期内不会被厂商转移给它的消费者，因为在利润已经最大化情况下，税收只会降低利润水平而不会降低产出量。然而，有证据表明，公司收入税事实上被转移了（沃德，1972年，第18页），这种证据与新古典厂商理论是相背的，虽然不一定完全相背（与此同时，对销量最大化假说则很有利）。这样，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没能成功地通过因果经验主义的检验，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了。当然，没有任何理论曾经成功地通过这种检验，但我们现在或许足可以提出，对支持和反对标准厂商理论的证据的评价，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是只要耸耸肩和伸伸手指头就可以确定的。
30多年来，尽管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受到许多攻击，但它仍设法在教科书中顽强地维持了支配地位，并在微观经济学实际问题中得到无数次的运用。如何解释这种令人瞩目的持久性？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归结为传统的顽固影响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如果把它的生命力归结为它提供有效的经验预言的能力，却又无法解释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的实际预言记录很不感兴趣。我们甚至不能宣称，传统理论的预言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它经营行为理论所作的预言一样好或前者比后者更好，这只要从一系列其它有关理论中提出鲍莫尔的有约束销量最大化理论和O。E。威廉森的管理理论就可以了，他们都根据标准理论作出了相当不同的比较静态预言，而且，人们已经对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各自的历史记录作出了一些比较（见西耶特和亨德里克，1972年）。基本的问题是，不对整个新古典价格理论作出评价，我们就不可能评价传统的厂商理论，因为厂商理论实际上只是微观经济学中比较全面的科学研究框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赞扬或反对传统厂商理论的时候，我首先必须对它只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更大的研究框架的力量作出判断。
对于根据其相应的理论联系搞清厂商理论，我们除了从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那儿借来的一些东西外，别无所长。确实，通过考虑它必定教给我们的关于传统经营行为理论的评价，我们能对MSRP的丰富性得出好得多的评价。要这样做，对夏批罗·拉特斯关于传统厂商理论的公诉作一批判性考察是最方便的，拉特斯的公诉是在有关文献中提供经济学方面MSRP实例研究的第一次尝试。
二、情境决定论
拉特斯首先提出了一个命题：所有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可以全都合在一起考虑为经营行为中同一个新古典研究框架的组成部分，它们有一个确定的“硬核”、一个“保护带”和一种“正面启发”（见第一章）。他证明，“硬核”由下列四点组成：“（１）利润最大化；（２）完备的知识；（３）决策的独立；（４）完全市场”（拉特斯，1972年，第209页；1976年，第23页）。抛开措词上的争论不谈，我们必须强调一种事实，即这个科学研究框架的“硬核”是由形而上学的、也就是无法从经验上反驳的命题构成的，因此，如果象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把（１）—（４）点称为厂商理论的“假定”，那么，任何它们的“现实主义”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