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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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只要这些决定因素碰巧使企业的行为和理性的、信息充足的收益最大化行为一致，企业就繁荣并且取得扩张的资源；什么时候只要不是这样做，企业就趋于失去资源。”但是当厂商真的朝最大化行为活动，这个使厂商繁荣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理由使人相信，那些在一个时期里繁荣的厂商，在另一个时期里也将保持一致的活动；换句话说，与那些不赢利的厂商相比，有赢利的厂商的“习惯反应”可以形成任何积累的趋势助使厂商发展，但“随机机会”当然不会这样。斯德尼·温特尔（见斯德尼·温特尔，1962年，第240页）在他对阿尔金论题所做的系统的考察中对此做了表达：
　　于是在关于选择的争论的现有论述中就存在一个基本的困难，困难的根源是事实上不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相对偏差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由于人们并没有仔细对待动态过程以表明哪些行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行的，于是就忽略了厂商并不能从总体上按照接近最大化的行为安排它们的活动。一般地，这种安排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环境状态，但是环境在动态过程中本身也在变化。
　　　　为了维护阿尔金论题，我们就需要能够预言反均衡状态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以和厂商在经济环境中的出现和消失有关的、至今人们还没注意到的进出理论来补充标准的厂商理论。假设在生产中与规模成比例的收益不断增加，或者有其他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越；如果一个非最大化的厂商取得比最大化的厂商的大的起始优点，比如说，由于在时间上早进入一个行业，规模优越性会允许非最大化者比最大化者增长得快，并且这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厂商只是那些没有使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和那些的确是“停滞”的厂商（见温特尔，1962年，第243页）。在一个行业中甚至仅仅是有区别的产品和联合广告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结果。现在我们当然能给一整套假设下定义——规模收益不变、有区别的产品、完全的资本市场、所有利润再投资，等等——这将支持阿尔金论题，但是这个步骤将不过是带我们绕了整整一圈又回到假设的“现实主义”（见同上，第242——5页）。简而言之，阿尔金论题的问题和达尔文理论中“适者生存”的字面意义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了生存，只需要比对手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现在我们重述弗里德曼文章的三个中心观点来总结我们对这篇文章的长期分析，所有三个观点都联合起来提供广泛的理由以说服经济学家们建立抽象的模型，不必过分为它们好象没理的假设基础担忧：（１）假设对于证实理论来说“大部分地”都是不相关的，应该“几乎”仅仅从它们做为产生正确预言的工具价值方面来判断它们的价值；（２）以“无数的运用……于专门问题”来判断，标准理论有一个优异的预言记录；和（３）不管事实上在个人方面公开的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如何，竞争动态学已不断地解释了这个优异的记录。毫不奇怪，人们已经发现整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对弗里德曼这篇充满劝告主张的文章感到满意！
　　　　回头看看围绕弗里德曼的文章的整个争论，我们禁不住为这个争论的缺乏方法论的诡辩而感到震惊。认为理论能够被整片地划分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经验的探照灯只能照在理论的含义而不能照在理论的其他部分，这种观点只能看做是对整整一个世纪来对传统理论的劈头盖脑的批评的反应。传统理论首先是遭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而后又遭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风格都是一成不变地伴随着对标准理论的假设的最疯狂的反对，而完全不注意理论的预言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辩护者中引起反应，产生了他们公认的“假设大部分不相关”教条。这就很象好几代的物理学家都取笑牛顿的引力理论，理由是他自己犯了一个明显地不现实的假设错误，假设运动着的物体的质量集中在它们的中心，这种取笑会足以引起牛顿答道，预言就是一切，假设不足轻重。面对着没有一个有违反事实假设的理论能被认真接受的责难，假设不相关论题几乎是可以原谅的。
七、幼稚和诡辩的证伪主义
　　　　我们所讲的现代经济学中明显的方法论争论故事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部分可以很快地讲完。50年代末出版了两本论经济方法论的书，这两本书都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斯德尼·舍弗尔的《经济学的失败》（1955年）的研究是对一本战前巴巴拉·沃顿写的书《经济学的挽歌》（1938年）的怀旧，虽然前者在否认经济学的科学称号方面走得更远。舍弗尔的中心论点本身是简单的：经济理论化的假说—推理传统是一条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调查整个社会组织，不要假装有经济学的自治原则这样的东西；只有存在不受具体情况限制的普遍规律时科学预言才有可能，而由于经济系统总是向非经济力量和机遇的作用开放的，就不会有经济规律，从而也没有象这种规律的经济预言（见舍弗尔，1955年，第46，162页）。所有这些都包括在54页里面，此后在该书剩下的部分包括了对特别的经济模型失败的一系列案例研究。
　　　　在整个消极的控诉之后紧接着是提出一种新经济学的积极建议，足以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新经济学原来是以对决策的归纳研究为基础的关于理性活动的一般理论（见同上，第189—221页）。要在舍弗尔的主张里把有用的东西从废话中分离出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请参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35—8页），因为要把公认的经济学一笔勾销而一切都从零开始的任何方法论处方都会象自我打败一样不可避免地被扔掉：对于那些宣称因为一个人不能跑，因而试着走也没有意义劝告，经济学家总是忽视，并且总是继续忽视。
　　　　爱恩瑞斯·帕番瑞欧的《做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1958年）采用了一种有些不同但同样地极端的观点攻击模型和理论之间的区分：对于帕番瑞欧来说，模型和理论是不同的，模型不能被反驳，因为它们适当的“社会空间”特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绘；但甚至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也必须用辅助性假设或“对应规则”来补足，这些假设或规则把理论中的理论变量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有争论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真正地可反驳的。他对经济学中的流行作法的控诉简直是说，经济学家很少建立“有争论的理论”，而是满足于“模式”或“基本理论”，这些最终都是不可反驳的事后解释纲要（见帕潘德鲁，1958年，第9—11，136，139，144—5页；又见1963年）。
　　　　从本质上说，帕番瑞欧在通过把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一般化制造一种理由，他好象是把这种理由说成是经济学的理论的奇特困难（见同上，第134—5页）。虽然他强调“经验的富有意义”的重要性，但他显得是用定量的比较静态来限制“基本理论”，否认经济学至少能因为某些定性的预言得到证实而感到自豪。但是要想弄清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整个争论被埋在一大堆刻板的、为经济学新规定的理论语言中（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33—5页；罗森堡，1976年，第172—7页）。帕番瑞欧的刺耳的实证主义看起来已经导致了他的一个追随者把他的观点的基本精神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理论（见克拉克森，1963年），但关于这以后再谈（见第6章）。
　　　　在我们的年表中的下一个条目是琼·罗宾逊的《经济学哲学》（1962年），这是一本令人疑惑的小册子，它把经济学描述为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部分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象是对一种辩护的学说做特别的辩护。但是这本小册子所累积下来的影响是认为公认经济学更多的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在小册子里，波普是做为把形而上学的命题从科学命题中划分出来而提到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为理论提供确凿证据的固有困难的原因被说成是思想意识总是偷偷地钻进争论中：“经济学总是一条腿踏着没经过检验的假说，另一条腿踏着无法检验的口号而蹒跚跋涉”（见罗宾逊，1962年，第25页；又第3，22—3页）。小册子在结束时恳求人们不要放弃“经济学能朝着科学前进的希望”（见同上，第146页），但是却没有提供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指导。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理查德·利普西的受人欢迎的教科书《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年）的第一版，书的开头一章是论科学方法，坦率地赞同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幼稚”样式，也就是说，相信科学理论能被仅仅一个决定性的检验证明它的缺陷。在该书的第二版中用“诡辩的证伪主义”取代了第一版中的“幼稚的证伪主义”；“我放弃了波普的反驳观点，转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同意不管是反驳还是证实都从来不是最后的，所有我们希望要做的是在不完全的、为数有限的知识基础上去发现在竞争的假说之间概率的平衡是什么”（见利普西，1966年，第XX页；又见第52页注）。①在这一页所举的观点的例子出现在这本书后来的所有版本中，②直到这时利普西的教科书还是保持了对初级经济学的杰出的、充满波普灵感的介绍，继续通篇强调，相对于支持对抗理论的证据，要为某种特定的理论对经验证据进行评价的需要。
八、回到实在论
　　　　在这里，我们被诱使对哈奇森最近发表的意见做出反响，他说，到现在“也许大部分经济学家——但不是全部——会同意，改进对经济行为或事件的预言是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见哈奇森，1977年，第8页）。要评价这类意见的轻重从来不是容易的，但足以肯定的是，有大量的指标说明，如果这是大部分的话，这大部分所代表的也不超过现代经济学家的51％。极端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各种异端的经济学家，他们总共占了年轻一代的相当大部分，他们当然不会同意经济学理论归根结底必须以它们的预言为基础，或受到预言的束缚，或者对假说的经验检验对于现代经验学家来说，仍然象过去那样是经济学家向往的目标。本杰明·沃德的《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1972年）是以库恩的眼光通过确定年代来重新估价经济学的最好的努力之一，但即使是这本书的咄咄逼人的目录也否认强调理论结果在经验上的可证伪性的失败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见沃德，1972年，第173页）。
　　　　为了表明反波普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界的某部分人中流行的真正程度有多大，我们只需要考察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德·内尔最近写的方法论著作，即《理性经济人》，其副标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1975年）。
　　　　这本书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然而却没有提到波普和拉卡多斯，或任何在艾尔之后的实证主义者；（在文献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