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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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这就显得失去了定量计算的意义。确实，均衡的思想只不过是预言，只要外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保持不变，那么内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可观察的对应物也保持不变（见芬格，1971年）。简而言之，一个操作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马克卢普没有提萨缪尔逊的名字，但他象是暗指萨缪尔逊说：
　　要想了解用了“操作的理论”这个措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名称中的确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名称提供任何说明或样板……当经济学家们称“操作的理论”时可能意味的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领域、和观察的资料应该有足够的联系。联系是“足够”的，如果它们允许我们……面对经验的证据让理论从属于非经常的检验＇见马克卢普，1963年，第66页］。
　　　　多纳尔德·戈登做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努力来约束经济学中操作主义的意义（见戈登，1968年）。他很多方面都是从布里奇曼的方式开始，把一个操作的命题定义为意味着一个操作在原则上能够实施的命题，其结果是包括了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但是他允许把内省“操作”作为对记录、汇编和计算这些物理操作的补充（见同上，第48—9页）——就象布里奇曼允许纸笔思考的实验一样——其结果是他的操作主义定义和波普的可证伪定义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于是他运用对应原理来重新解释萨缪尔逊的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如果在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有操作的意义，这个函数应该表明它在动态上是稳定的；对一个函数的稳定性的检验是定量微积分的可用性，这也就意味着与之有关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是从属于一定的限制因素的。
　　　　于是，在于一般需求曲线的通常解释中，我们认为购买者的喜好、他们的收入、价格和商品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不变的，给定的收入和价格属于其他情况，把需求曲线限制在一定的经验上可观察的位置，而给定喜好的假设是一个经验的假说，认为需求不变，或者在可观察的时期内只有很少的变动。接着是，在原则上，在定量的计算和定性的计算之间没有适当的区分。如果我们能对产品的需求做出定性的预言，这必然是因为需求曲线能保持超过观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能预告它的定量斜率和弹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对需求做出定量的预言，因为需求曲线已经变动了，那么我们也不能得出关于需求变化的定性的预言。然而，实际上在定理计算和定性计算之间的区分对于操作意义的要求，或者象我宁愿说的，对于可证伪性的要求，是生死攸关的（见戈登，1968年，第50—1页）。
　　　　这个争论似乎要建立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我们能推断某些东西的存在，象很好地定义的反向倾斜的对黄油的需求函数，只要（１）如果我们能对黄油关于它的价格变化所发生的变化从量方面正确地预告它们代数符号，和（２）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对应原理正确地假设黄油市场是动态地稳定的。在《基础》中，萨缪尔逊经常依赖因果经验主义来保护条件（２），于是让条件（１）做所有获取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的工作。为了说明其要点，让我们考虑一个人所熟知的观点，有一些经济学一年级的教师用这个观点来“证明”一个命题，即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小于１：如果等于或大于１，那么按这个术语的定义凯恩斯乘数将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型将显示出爆炸性不稳定的动态特征；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爆炸性不稳定；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必须有一个小于１的值。证毕。参考了所有这些争论，在对戈登的回答中，萨缪尔逊从他早期的《基础》中的乐观主义退却（见萨缪尔逊，1966年，第1769—70页）。他解释道，对应原理最多是一种有启发的设想，并且“在《基础》中……我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人和因果经验主义者向前走，说出了我的意见，认为动态稳定的假说是一个我们要做的‘现实主义’的假说。我对此不再那么肯定……你的理论模型或体系将总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代表，同时又忽略了很多变量；也许正是被忽略了的变量在保持现实世界的稳定。”
　　　　定性计算和对应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经济理论检验中做为继后的运用（例见，阿奇博尔德，1961年；1965年；兰开斯特，1962年，1966年ａ），但是现在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必须从这里转到战后经济方法论的中心著作，这就是实际上每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阅读过的一篇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年）。它的中心论题是经济学家不必为使他们的假设“现实”而烦恼，这就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这场风暴几乎整整十年才消失。①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那样微妙，甚至现在也难以找到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对弗里德曼说的究竟是什么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所追求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论题，它们好象都是互相做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提出来，虽然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四、假设不恰当论题
　　　　弗里德曼从列出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旧的思诺—凯尔恩斯—凯恩斯区分开始他的文章，在此之后他断言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整体在实证的一边。接下去就是对统一的方法论本质的论述（尽管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但文中并没有因此而提及波普或其他的科学哲学家）：
　　　　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有事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更好的说法，应该做为确实的东西偿试“接受”还是应该“反对”。下面我将用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注意这个“唯一”］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言有矛盾（比另一种假说的预言更“频繁”或更经常地出现矛盾），那么假设就遭到反对；如果它的预言并不矛盾，那么它就被接受；如果它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么人们对它就非常有信心。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能不能证明假说不正确，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说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8—9页。］
　　　　从这里，弗里德曼又很快地转到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用现实来证实一个理论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效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和对它的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对预言检验的补充。他写道，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基本是错的，并且产生了很多危害”（见同上，第14页）。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极的优点：“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见同上，第14页）。这样花哨的夸大正是萨缪尔逊后来所命名的“F扭曲的极端样式”。
　　　　很多评论家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评论（见罗特文，1959年，第564—5页；梅利茨，1965年，第40—1页；尼格尔，1961年，第42—4页，1968年）还远不是清楚的。有时候说经济理论的假设“不现实”，意思是说它们是抽象的。就象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这当然是弗里德曼的意思之一：“现实的”假设在描述上是精确的，意思是它们考虑了所有有关的背景变量，并拒绝漏掉其中任何一个。弗里德曼当然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绝对地说任何不是现实的真正复制品的理论都把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理想化，并且过份地简化假设的起始条件，从而在描述上是不精确的。同样地，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如果简化是好理论所要求的标准，那么所有好理论都横蛮地做了理想化和过份简化。
　　　　但是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在一门象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中假设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对它们所说的经济活动者的动机我们做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理解。悟教条告诉我们，这是在社会科学中适当的理论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曼在他的文章的后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这种解释，并且象反对描述的精确性一样反对假设的现实主义：不管是不是企业家证明他们努力使收益最大化，或者甚至不管是不是他们认识到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的极大意义，这都不是对他所称的“收益最大化假说”的“现实主义”的检验，因为一个竞争的达尔文过程保证了只有那些真正取得了最大化的人才能生存。他写道，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行为都好象他们在理性地寻求使他们所期望的收益最大化……并且有使这种企图成功所需要的资料的足够的知识”（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21页）。现在我们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来重新解释弗里德曼所写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这就是要把经济活动者不可能看得很认真的拟比动机赋给经济活动者（就象假设台球手每次把台球打入网兜时都计算台球的角度和动量）；所有这些的关键都是，以拟比动机为基础的理论是不是有预言价值。这大概是我们能够要求的对悟教条的最激烈的反对了，并且这相当于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理论只不过是制造预言的工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批准我们所做的预言的推理许可证（见科登顿，1972年，第12—13页）。因此，经济假说中的拟比公式不只是拒绝提供把经济行为和收益最大化联系起来的任何因果机制；它还积极地排除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
　　　　但是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理论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并且大部分弗里德曼的批判家所关心的也许正是这种解释。这种情况就是，从关于经济行为的直接可觉察的证据方面看，人们相信假设是错的或极不可能的（例如，人们观察到厂商不顾经济情况而自己凭粗经验制定它们的产品价格）。然而，弗里德曼在继续否定直接检验假设的需要的同时，他的确允许“用‘假设’做为对理论的间接检验”，这是引用他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那一部分的标题（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26—30页）。这就是说，一个理论的假设从因果经验主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它们可以做为一个更广的理论的内容，这个理论的结果已经过检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假设在一个特别的范围内可以表明是错的，但在其他范围内并不是这样。
　　　　这就对理论建立中的假设作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要点：这就是在其他情况中间把一个理论所倾向运用的范围确定下来。正象弗里德曼贴切地评论的：“完全恰当地用‘假设’来对一个理论经常并且错误地把握的情况进行确定，其意思可以解释为假设能够用来决定一个理论把握的情况”（见同上，第19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考察一个完全竞争理论的假设以看看这个理论是否能用于卷烟工业中，因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