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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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时，它真正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法大厦存在过吗？众所周知，雅利安语、闪米特语和含语（Hamitic）现今被认为有可能具有同一的最初形式。最古老的印度经文保存着（可能是）公元前1200年的语言状态，最古老的希腊文保存着（可能是）公元前700年的语言状态。但是，印度的人名和神名与马同时出现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当然是很久以后的事。采用这些名称的人显然首先是幸运的士兵，随后是有权势的人。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吗？——即大约公元前1600年，这些陆地上的冒险家，这些最初的骑师（这些人的成长与马不可分割，他们是那种半人半马的怪物的传说的令人恐怖的源头），在北方平原四处或多或少成为了冒险家的头目，并引进了印度封建时代的语言和神学。雅利安贵族有关人种和行为的理想也是这样的。根据前述的有关种族的观点，这就能说明说雅利安语的地区的种族理想，而根本没有必要借用某个“原始”民族的“迁徙”的说法。总之，骑士式的十字军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东方建立起他们的国家的——其与具有米坦尼（Mitanni）名称的英雄们二千五百多年前建立他们的国家正好是在同一个地方。
　　或者，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这个体系仅仅是一种已经遗失的语言的一个不重要的方言吗？罗马语的语言家族约在公元1600年时支配了整个的地中海。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台伯河流域的“原有”语言只有略大于一千平方英里的范围还在使用。当然，公元前4000年左右时，文法家族的地理图景还是十分复杂的。闪米特语－含语－雅利安语族群（如果它曾经形成为一个单位的话）在那时几乎不具有太大的重要性。我们对许多古老的语系——埃特鲁里亚语、巴斯克语、苏美尔语、利古里亚语（Ligurian）、小亚细亚古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残余感到彷徨无措，这些语言在它们的时代一定属于十分广泛的体系。在波伽兹科易的档案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辨认出了八种新的语言，它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都是通用的。依据当时通常的变化速度，在公元前2000年时，雅利安语可能联合许多我们想象不到会和它发生联系的语言形成了一个单位。


民族、种族和语言（4）


　　七
　　书写文字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意味着人的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把醒觉意识从现时的zhuanzhi中解放出来了。图绘物体的图象语言要古老得多，可能比任何词语都要古老；但在这里，图画已不再是某个视觉物体的直接指符，而主要地是一个词的符号——即某种已经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本身没有预备而又需要必要的准备性训练的语言最早的和唯一的范例。
　　因此，书写文字以一种充分发达的文法为前提，因为书写和阅读的活动比起说和听的活动来要抽象得多。所谓阅读，就是以一种对于相应的字音的意义的感知去扫视文字意象；文字所包含的不是事物的符号，而是其他符号的符号。文法的意义必须通过即时的理解而得以放大。
　　词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而书写只属于文化人类。与语音语言不同，文字不仅仅是部分地而是全部地受到世界历史的政治与宗教命运的制约。一切的文字都出现在各个个别的文化中，因而必须在文化的最深奥的象征当中来考虑。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出过一部详尽的关于文字的历史，至于有关它的形式及其变异的心理学，甚至还没有人尝试过。书写是久远（the　Far）的伟大象征，所谓久远，不仅指空间广延上的距离，而且首要的是指绵延、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和听只在近处和现时发生，但通过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个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文字是历史遗赠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也正是因此，最能表明一种文化的特征的，莫过于它与书写的内在关系了。如果说我们对于印欧语系所知甚少，那是因为利用这种语言体系的人所属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印度文化和古典文化——在气质上是过于非历史的，以至于它们不仅没能形成自己的文字，而且甚至到其文化进程的晚期还排斥外来的文字。实际上，全部的古典散文艺术是直接为耳朵而存在的。人们读它就像是自己在说话，而相比较而言，我们说任何东西都像是我们在读它——结果，在文字意象与字音的永恒翘板间，我们从未达到阿提卡意义上完美的散文风格。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文化中，每一种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文字，甚至语音语言改变了，它还能保持下来；圣书与圣训的持久性是和作为持久之象征的文字同属一处。字母文字最古老的证据在南阿拉伯的米内（Minaean）文字和示巴（Sabaean）文字中可以找到——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是依照教派而划分的——它们大概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前十世纪。犹太教徒、曼达派教徒、巴比伦的摩尼教徒，说的都是东阿拉米语（Eastern　Aramaic），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字。从阿拔斯时代起，阿拉伯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写阿拉伯语各有自己的特色。伊斯兰把阿拉伯文字在它的信徒中普遍传播，不管他们说的是闪米特语、蒙古语、雅利安语还是黑人语言。书写习惯的发展使得它在各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书写语言与会话语言的区别。书写语言使得绵延的象征主义影响了它自己的文法状况，这种状况本身仅仅是缓慢地和勉强地才屈从于会话语言的渐进的修正——因此，后者在任何给定时期总是代表着一种较年轻的状态。希腊语言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并且，帝国时代的书面拉丁文和活拉丁文间的巨大差异，在早期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s）的结构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一种文明越是古老，这种差别就越是突兀，直到今天，我们在书面的汉语和中国北部受过教育的人所说的官话之间还能看到有一道鸿沟——这已不再是两种方言的问题，而是两种彼此陌生的语言的问题。
　　在此，应该注意到，我们遇到了一个直接表现出来的事实，那就是：书写之事，首要地与人的身份有关，尤其是僧侣们的一种古老特权。农民没有历史，故而也没有书写。但是，即便撇开这一点不谈，在人类种族的天性中，对文字书写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厌恶。我认为，笔迹学中有一项最重要的事实，即是，书写者越是具有种族特性，则他处理文字的修饰性结构就越是酣畅，他也就越是容易用个人的行文路数来取代这种结构。只有相信禁忌的人，才对文字的固有形式表现出某种尊重之意，且不自觉地不断努力再现那形式。这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之人与仅仅将历史诉之于笔端并使其“永恒化”的学者之间的区别。在所有的文化中，文字皆掌控在僧侣的手中，不过，诗人和学者也应算在这个行列。贵族轻视书写；他们有人替他们执笔。从洪荒时代起，书写这种活动就只与文人或僧侣息息相关。无时间的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决非通过言语，而只有通过将其形诸于文字。于此，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城堡与教堂的对立：究竟谁能持久，行动还是真理？档案的“史料”保存的是事实，而宗教典籍保存的是真理。编年记载和文献对于前者的意义，正如经籍诠释及图书对于后者的意义。因此，除了宗教建筑以外，还有一种东西，不是被装饰品所装饰，而是其本身就是装饰——这就是书。一切文化青春时期的艺术史应当从文字，甚至应当从碑铭以前的草书开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纯粹的哥特风格或麻葛风格的本质。没有其他的装饰能具有文字形态或手稿的那种内在性；清真寺墙壁上的《古兰经》经文就是最完美、最纯粹的阿拉伯艺术。除此之外，再是柱头的伟大艺术、建筑饰带的图画，以及寺庙顶端的雕塑！在以库非（Kufi）文字抄就的《古兰经》中，每一页都具有阿拉伯风格的织锦的效果。而一本哥特式的福音书，也即是一座小教堂。至于古典艺术，十分有意义的是，唯一不会以修饰来加以美化的，就是它的文字和书卷——这一例外，乃是由于古典文化一贯憎恨持久的事物、并轻视任何不甘仅作为技巧的技巧之故。无论在希腊或是印度，我们都不能如在埃及那样，找到任何具有纪念性的碑铭艺术。似乎还不曾见有人把柏拉图的一页手迹看作是艺术遗迹，或认为索福克勒斯剧本的精装版本应当珍藏在雅典卫城里。
　　随着城市变得凌驾于乡村之上，随着市民也开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僧侣精神和都市精神，书写就从作为贵族声誉和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和科学的交际手段。印度文化和古典文化拒斥矫揉造作，它们通过从外部引进某些东西来满足运作之需；字母文字作为一种谦逊的日用工具，是逐渐地才被它们所接受。和这一事件同时、且具有相同意义的是，表音文字（phonetic　script）约在800年时传入中国，西方则在15世纪发明了印刷术；通过使绵延和距离的这类象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近，它们也就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强化。最终，各种文明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把它们的文字变成了实用的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约在公元前2000年时，埃及文明中字母文字的发明纯粹是一种技术革新。同样地，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的大臣李斯在公元前227年创造了中国的标准文字。最后，在我们自己中间——虽然我们还很少有人领会到这一事实的真正意义——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书写体。由于发现了新搭档，亦即我们的速记术（stenography），埃及的字母文字终被证明不是什么终极的和完善的东西，因为这种速记术不仅意味着书写的简化，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的和高度抽象的交流方式战胜了字母文字。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速记类的文字书写形式完全取代字母的形式并非毫无可能。
　　八
　　是否可以这么早就去试写一部文化语言的形态学呢？当然，科学甚至至今还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任务。文化语言即是历史的人的语言。文化语言的命运不是在生物学的时间范围里实现的，而是随着受到严格限定的生命的有机演化而逐渐实现的。文化语言即是历史的语言，这首先意味着，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一种政治制度不是部分地被其所使用的语言的精神所决定的，反之，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和一种政治制度不会对那一语言的精神形式产生影响。拉丁文语句的结构也是罗马历次战争的又一个后果，战争在带给罗马胜利的征服的同时，也迫使整个民族从行政的方面去思考问题；德语的散文甚至今天还带有三十年战争的痕迹，那就是，它缺乏确定的规范；还有，如果最古老的《圣经》不是全都用希腊文写的，而是像曼达派教徒的圣书那样用古叙利亚语的形式写的，那么，早期基督教教义一定会获得不同的式样。但其次，说文化语言即是历史的语言，这句话还意味着，世界历史依赖于作为交往的首要历史手段的文字的存在——其依赖的程度，研究者迄今还几乎难以想象。国家（按这个词的较高意义说）的前提有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