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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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已走向没落，但尚未消失。

　　　　可能这制度只是在旱作地带（从北方各省直至淮河流域）才能真正加以实行：再往南去，稻田形成较难分割的单位，而由于整治与灌溉需要投资，财产意识就更为强烈。但中国的小麦区与稻米区的差别是在八、九世纪之间稻米种植大发展时期才显得突出起来。这种差别至明代（14—17世纪）依然很明显。那时存在着双重税收制度，大体符合小麦、高粱区与稻米区之间的鲜明差别。

　　　　7世纪隋、唐军队的核心是贵族：优秀部队由关内（陕西与甘肃东部）及华北其他地区的大家族加以装备并提供军官（其他地区次于关内）。在精锐部队（如禁卫军、御林军）中服役的全是大家族成员。与传统见解相反，6世纪的执政阶层以及出身于此的隋唐时代的统治阶层都不属于文人学士而是具有武士传统的贵族阶层。他们热衷于战事，喜爱骑术，关心畜牧业，凡此种种，都可从其游牧部族出身以及长时间受北中国草原文化影响获得说明。如果没有这个贵族阶层特有的作战勇气、荣誉意识、活动兴趣，隋唐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是不可能的。

　　　　诚然，有效的军事体制也有助于军事上的成功。但当初这种体制正是凭借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而构想的：这里指的是“府兵”制，由800~1200人组成，集中于陕西的京都、山西的太原地区（突厥入侵的通道）以及北方边境。北周时这种制度只从习武家族招募人员，似乎至唐代才扩大到农民阶层。的确，意味深长的是：唐初颁布府兵律例曾规定，骑兵要自备马匹并提供部分武器，如果是指普通农民，那是不可设想的。显然，正如历史上其他时代一样，当时军队中职责分明：农民不惯于用马，是蹩脚的骑手，他们不可能与草原战士相比（只有少数例外）。反之，他们提供步兵兵员，善于守卫设防岗哨，能够进占地盘，而且常常被用于粮草生产、运输、信递等必不可少的职务。精锐部队、快速运动兵团，其成员都不是农民，而基本上是归化并已一定程度汉化的牧民，再或是混有胡族血统的汉人、习惯与心态半从草原人的中国人，6—7世纪的情形都是这样。

第五部分　7。土地法规、军队（2）

　　　　有一种动物在唐皇朝的进攻政策中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马，背跨配弓箭的骑兵。7—8世纪马匹饲养获得系统发展。如果文献可信，则唐初只拥有5000匹马，为数不多，其中2000匹取自隋皇朝长安以西的赤岸泽，3000匹取于甘肃的突厥。但很快便设立公共马场，并迅速获得成功。因为7世纪中叶，唐皇朝已拥有70万匹马，分布在幅员辽阔的陕西与甘肃的牧场。除上述马匹之外，还应加上私人拥有的马匹，只是数字不得而知。但私人养殖似乎已经在华北，尤其在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大量发展起来。上文提到的“府兵”律例规定：骑士要自备马匹（起码其中某些属于豪门大族的人员是这样）。8世纪初叶，皇族成员、高级官吏、军事将领都拥有马群、牛群、骆驼群。中国军队拥有大量马匹的时候正是7世纪中叶大举进攻之际。马匹数量大而且便宜，直至665年左右还是这样，但随后，突厥与西藏人入侵，破坏了马场，马的养殖似乎日渐衰退。713年，皇家马场只有24万匹马。725年，由于饲养业复兴以及向草原牧人买马，马匹数字复增至40万。727年，在黄河上游的银川设立了第一个马市集。突厥人来市集卖马，买回丝绸、金属。但754年，安史之乱的前夕，马场管理部门拥有的马匹数仅有325700匹。因得到中亚各国及帕米尔以外地区的进贡，蒙古小马至此时已与大量不同马种杂交。蒙古小马曾流行于整个草原地带及中国北部，但今天正濒于灭种，仅留存于准噶尔盆地。从外地来的马包括：703年带进皇宫的纯种阿拉伯马，654年西藏人奉献的小野马，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基什、喀什②、米国、骨咄等地的马，还有甘达拉、于阗、龟兹的马，贝尔加湖的吉尔吉斯马，等等。

　　　　7—8世纪的北方贵族酷爱马匹。上层社会人士骑马代步，马球（可能自伊朗引进）盛行于长安。马匹之所以在唐代绘画与雕塑中占有重要位置，大概可从爱马热潮中找到原因。若干画家（如韩幹，约于720—780年）专攻骑士画。雕塑方面，唐太宗（626—649年）墓的豪华浅浮雕以及陪葬俑便是明证。但唐代马匹有其特点，显示出引进的影响乃至与中东及外奥克散马种杂交的影响，比蒙古小种马较大也较细长。唐以后蒙古小种马复大批进口，元代（13—14世纪）、明代（14—17世纪）的绘画可资佐证。

　　　　763年，西藏人内侵，在这期间大部分公共马场遭抢掠，标志着西北的饲养业彻底衰落。自此唐皇朝只能求助于权宜之计：向私人买马（在京城地区为皇宫马厩购进30000匹母马）；向游牧居民买马（815—816年间在鄂尔多斯地区以10000卷丝绸购马）；817—820年间剥夺农民土地之后，试图在陕西、河南、湖北北部农业地带设立国家畜牧场，但效果不佳。758—759年，回鹘人助唐对抗藏军，作为交换条件，赢得近乎绝对垄断的马匹交易权。回鹘人热衷于追求利润，以高昂索价将劣马卖给汉人政府。8世纪末期，每匹回鹘马可换40匹丝绸。

　　　　最优良的牧马区似乎位于甘肃东部、陕西泾河流域以及山西西部，当中国无力保卫上述地区以对抗山区民族与游牧民族窜犯的时候，也就失去在中亚实行其干预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于是中国便注定要龟缩于河南及东南地区。这大体是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至960—1126年间北方被女真族占领。

　　　　中国军队的分布很说明问题：部队集中于各首府周围以及北部及西北部边境沿线——这里指出的情况不仅唐代如此。的确，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皇朝，对付来自边区的窜犯与入侵，捍卫中央政权，防止州郡反叛。禁卫军分布于京城南部，而驻扎在皇宫北面的军队则用于直接防止政变阴谋。此外，上述禁卫军还为出巡的皇帝提供卫兵，亦为重大庆典派出队伍：既展示武力又大摆排场，这项任务一般交由精锐部队担当。至于边界军队，因兵种不同而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责：远征兵团，其中最活跃的成分是骑兵；驻防部队，负责固守防线与护卫交通枢纽。驻扎于各州府的队伍只占中国全部军队的一小部分。朝廷方面似乎并不为此而感到担心。只要农民暴动没有演变为真正的武装叛乱（叛乱有时还得到上层社会支持），就不会形成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他们无非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团伙，靠劫掠为生，将险峻山岭作为庇护之所，再或藏身于沼泽地区之中。盗匪装备甚差，通常无力攻击朝廷代表的驻地——筑有城墙的都市。总而言之，盗匪只是个慢性祸害，还能忍受。再者，还可以与匪首谈和，运用赐予封号与官职的办法令其归顺。无论如何，显然易见的是：政府为了维持地方的安定，首先依靠的并非是武力，通常凭借政治制度便足以实现安定。居民按照小单位组织，对每个人的行为负责，有义务揭发罪恶，官吏、乡长、村长、家长都要履行职责。以上种种，自唐朝开国以来，便形成一种强制制度，普遍推行而且深入习俗，甚至令人感觉不出其为强制性，因而具有惊人的效力。

第五部分　8。7世纪的大扩张

　　　　自6世纪起，华夏世界强大、富有起来，组织愈加严密，谋求向外扩张，大力击退窜犯其边区的民族，如：青海的吐谷浑人、四川边界的唐古特人、蒙古与准噶尔的突厥人及其他游牧居民、蒙古东部与满洲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北朝鲜高句丽国人。中国既受外来威胁的激发（促使其加强自己），也受自己力量增长的推动。

　　　　事件

　　　　6世纪中叶游牧部族形成新的结盟，归突厥人统辖，自此草原地区局势起了变化。552年，草原新皇朝的缔造者结束了蠕蠕（或柔然）人在广大地区的统治，这一地区自鄂尔浑河流域延伸至贝加尔湖之南，乃至伊犁河流域。突厥人的威胁比其前人更为危险，万里长城历史上第二次大建设时期即源于此，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前2世纪，第三次，即最后一次，是在15世纪。

　　　　北魏只限于在423年加固秦、汉时代的旧城墙并于446年为其位于山西北端的京城大同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而北齐则于555—556年修筑新防线。新防线于557年、565年部分加复线，整个走向比起秦代工事更往南靠。15世纪明代采用的便是这条线路。

　　　　577年，北周统一华北，这时突厥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北方两个皇朝互相争斗，都谋求与突厥人联合以争取优势，统一后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统一为其继汉朝以后第二次在亚洲大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

　　　　582年，突厥分为两个部分：鄂尔浑河流域的东突厥，阿尔泰的西突厥，但似乎并未因而削弱其势力。同年突厥人大量越过长城挺进，585年隋皇朝不得不将北齐修筑的工事往西延长。新的一段长达350公里，从鄂尔多斯直至黄河上游现今的银川（在宁夏地区）。584年签订和约，接着590年，中国一名公主下嫁突厥可汗和亲。在此之后，侵犯行动中止一段时间。但600年前后，突厥再度进犯，601年一直进逼至长安附近。608年，突厥的威胁被击退，缩回青海，但至630年始被清除，其时唐皇朝大举进攻，牢牢控制住鄂尔多斯与蒙古西南部。

　　　　630年标志着太宗、高宗（626—683年）治下的唐皇朝向亚洲大扩张的开端。630—645年间突厥的失败为中国军队与政府打开了通往中亚之路：640年进哈密、吐鲁番（由汉族移民建立的高昌国），658年抵焉耆、龟兹，后来外奥克散各绿洲接连归由中国管辖。在帕米尔之外设立了中国行政区域：康州（撒马尔罕）、安州（布哈拉）、石州（塔什干）、米州（米国）、何州（贵霜州）、曹州（劫布坦那）、史州（基什）。648年，王玄策将军组织向印度北部巴特那地区的远征，他率领的极可能是尼泊尔人与西藏人队伍，目的是解决摩揭陀小国的王位继承问题，使之有利于中国。在东北方面，660年间，满洲乃至几乎整个朝鲜半岛已归由唐皇朝控制。662年，中国介入底格里斯流域的斯宾国萨珊皇朝的内部事务，当时正值波斯帝国受倭马亚皇朝阿拉伯人进犯的威胁。由于唐朝要扩大对上述广阔领土的控制因而有“都督府”或“都护府”的设置，属军事保护领地之类，计有六个：河内的安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金满县，现今乌鲁木齐地区，在准噶尔盆地之南）、甘肃西部的安西都护府、辽宁的安东都护府（南满洲）、蒙古鄂尔多斯西北的安北都护府、上述地区东北的单于都护府。

　　　　唐朝从朝鲜至伊朗、从伊犁河流域至越南中部的大扩张无疑是7世纪亚洲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扩张牵涉到非同寻常的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如：由骑兵团组成的机动而快速的进击队伍、马匹的饲养、为供应中亚军队而设的屯田、驿站系统、紧张的外交活动。这种非常的扩张曾使唐代中国成为亚洲最强盛的国家，但并不牢固。正如汉朝时期一样，京城与受中国控制的地区的交通线漫长而困难，由此可知中国在这类地区的进驻非常不牢靠，而军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