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我的大学-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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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应了一声，段指导转身走了。
我对段指导挺感激，但这儿是劳改队，不能象在社会上那样说“谢谢”，规范上倒是有要求犯人之间要讲礼貌用语，但犯人和干部之间就用不着酸不拉叽地老是把“谢谢”、“对不起”这些挂在嘴上，要是你算个有质量的后生，受恩于干部时逑也别说，干活时玩命干就是了，做错事了也逑也别说，顶墙上任镐把往背后抡或电警棍往身上戳就是了。这就是二十三队的特点，也姑且算是暴力型罪犯的一点可爱之处吧。
十 犯 人 是 什 么
第十条 不准设立小灶，多吃多占集体食物，不准喝酒和违反规定抽烟。
郝教导还是郝指导时，在二十三中队的这种管理方法——对普通犯人体贴关心、对勤务犯和三大员超乎寻常地严格要求，这种方法有好处：赢得了中队犯人的尊敬（不仅是板油，也包括经常挨训的这些大油），这个很重要，这就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犯人愿意听干部的话，便于管理。但是，也存在着弊端。
我也许分析得不对，因为我不认可象美国所说的那种人权。我不会因为在号子里的某个时间段混得很板就怨天尤人，也不会因为挨过干部三次打就认为干部打人不对，也不会因为郝教导对我不错就拼命说他好。我只是比较客观地以自己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犯人（包括我）是什么人？是犯了罪的人，或偷或抢都是好逸恶劳的人，或打或杀都是目无法纪的人，或绑架或强奸都是漠视生命的人，当然，也有被冤枉的（我可不敢说自己冤），但毕竟是极个别，绝大多数犯人都是在主观上有恶意客观上有恶果的，我想任何政府都会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就算是美国的驴象二党在中国执了政也不会纵容犯罪的。所以，犯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监狱对犯人思想改造时要我们“深挖犯罪根源，摈弃社会恶习”的原因。六年半中我每天和犯人们生活在一起，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有的犯人在某方面或许不错，但不能掩饰他在犯罪时的劣性，就算抢劫运钞车准备成立什么爱国战线的白法义等四人，我佩服他们敢想就敢做，但他们屡屡杀人劫车，可曾想到被害人的生命凭什么就在他们手中消失？这就不对了：你想杀哪个贪官，踩好点以后悄悄去干；你想自焚，用雪碧瓶装上汽油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烧去，别鸡巴在天安门烧，这算是烧给谁看呀，操！要是有人说：“我怎么没见他们有多恶呀。”这是废话，他们已经因为恶进了监狱了，要是绝大多数犯人在这里面还象在社会上那样肆无忌惮，那要这监狱有逑的用。别说干部要收拾他们，在我的手底上就要先过他一层皮的。
监狱是什么地方？按监狱法上所说，监狱是惩罚和改造相结合的地方，并且“惩罚”二字可是头铺的哟。按郝教导的话说，监狱是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人的地方。既然要惩罚，就得有效果，就要痛其体肤，就要触及灵魂。我认为仅仅让犯人失去自由是不够的。自由是什么呀，自由就象红烧肉，很好吃，但不吃也饿不死。放眼全球，范围太大了，就放眼中国吧，谁能有无比的自由啊！哪儿不都是铁防盗门窗呀！门上的猫眼不也和号眼差不多吗？无论在号子里还是在社会上，好象人生来就是为了互相防范互相欺诈互相戒备的。就算大官们出门，到了哪里也是四周全是警察包围着的啊，只是腕上没有手铐罢了。所以我认为，对犯人来说，仅限制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象在美国的监狱里，犯人吃的喝的住的用的娱乐的学习的健身的各方面都那么好（操！设施快赶上县政府招待所了，待遇快赶上县长了），那样能使犯人发自肺腑地对监狱感到害怕而不愿再来吗？只是流浪汉们的避暑防寒之所罢了（见高中课本，好象是欧享利写的一篇文章，名字忘了），更别提什么在思想深处弃恶扬善重塑自我了。惩罚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是劳动改造算得上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外国总攻击中国销售什么奴工产品（这个词好象不对，叫劳工产品？），我就想不能为什么要攻击呀？难道犯人就不应该受到惩罚？（我也一样，也遂某人心愿地下坑劳改了），难道惩罚只有用警棍不停地打这一种方式？劳动改造的我们在接受惩罚的同时也创造了财富，这有什么不对？我们的工资确实不高，但犯人的劳动，惩罚性是首位的，况且我们每个月还有八块钱的工资，每季度还有四十多块的超产奖（井下中队才有，如果超了产的话），知足吧，好多民工们吃的没我们好，住的比我们差，劳动环境要恶劣得多，照样挨打受骂受虐待，他们辛苦一年有时连一块钱的工钱也要不上呢！况且我们有大锅饭吃，有囚衣穿，冬有棉夏有单，每个月卖货时就算帐上没钱中队也会给同样的一份东西——二三十代方便面，几根火腿肠，毛巾香皂这些都有，就算一个月挣一百万也花不出去呀！再说，我们的茅儿岭有百草牌牙膏、洗衣膏、汾阳有精美的铝器、临汾有发动机、东太堡有夸、还有好多劳改矿挖煤，凭什么外国就要指责这些质优价廉的产品不应该参与竞争？那些待遇还不如我们的民工们的产品就可以参与竞争？什么鸡巴人权，只不过是为攻击别的国家找借口罢了。我对此深感鄙夷。
跑题了？
郝指导的这种做法，虽然赢得了人心，调动了犯人的改造积极性，但其弊端（我认为可能算得上是弊端，但也许我是错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勤务犯、三大员们对普通犯人的管理。
且不说风得全国号子里的水土之风，就算在每个劳改队里，也合理合法地成立了犯人中的管理机构：积委会——中队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内设主任、纪律委员、学习委员、生产委员、卫生委员等多职，在每个生产组内又合理合法地存在着三大员——值星员、生产员、安全员。这些勤务犯 ，其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干部对众多犯人进行监管的。他们从号子到劳改队，由板油到大油一路摸爬滚打混起来，其经历使他们认识到：犯人管理犯人，惟一个“打”字耳！无他。但是，郝指导来了后，这些全变了：又要让他们管，又不让他们打：“你们长得甚的脑子！嗯？！只会个打！嗯？！谁没有长的手！谁不会个打！管理光靠打的话要你们干甚了！回去好好想一想！动动脑子！……”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周扒皮的做法：“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勤务犯在挣分减刑评奖等方面是优先考虑的，所以，在郝指导的厉声斥责下他们抓耳挠腮面红耳赤。有一种说法是“用严格的监规制度来约束犯人”，但是他们总得去管那些违反了制度的犯人吧？也不能象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有一丁点情况就去干部办公室汇报吧？这样又显得自己没水平，还会招来一句：“告诉过你把这些事故扼制在萌芽状态！你就不能平时多观察多留点心眼？！嗯？！咋搞得你！就这点水平？嗯？！”
所以，我想，在郝指导手下当一个勤务犯，是对人生的一大锤炼。当然这是后话，是今天的想法。当时的我哪里敢奢望去被锤炼啊！偶尔听老毕、小邸说一些坑下干活时的状况，就已经足以让我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我们下队后的第三、四天的上午八点多，卫生委员王权力进来叫我们出去打扫卫生：擦楼道的墙和扶手这些。这是个太原的年轻后生。本来各中队的卫生委员是个挺油的角色，但他的穿戴较朴素且发旧，囚帽是与我们一样的大舌头夏帽，而不是老毕、二黄毛那种小舌头的挺精干的大油帽，再加上我们观察到老毕对他说话时也不很客气——同为老乡，同为积委会成员，却不怎么客气，地位可见一斑，再加上我们四人经过几天的耳濡目染，深知自己即将投入的生产劳动的活有多苦多累，心情自是绝望、压抑、愤愤然，对他对我们干杂活的要求很有些不满。王权力起初在二楼让小邸把我们叫出来干活，小邸说：“你来叫他们一下吧，我跑肚了，正好去上个厕所。”小邸避开了，大概他也觉得这四个新犯人不象其他新犯人一样听话？
王权力出现在三楼楼梯口：“哎！你们四个，出来！回号子拿上盆和布子，把楼梯的扶手擦喽！”省城口音。
没有动弹。我眼盯着规范本，做苦背规范状，余光瞟见胡玉强和王燕军互相看看，看到刘才清和我都没动，他俩也坐着不动。
王权力没料到竟然会有不听话的新犯人，他怒冲冲地来到门口：“咋回事！叫你们了！没听见？！”
我根本不相信在劳改队这样的环境里，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后生生气时说话会不是骂骂咧咧的，而他居然没有带粗口，这说明什么呢？虽然他看起来也不是儒雅如孔乙已之流的人，但我对他的直觉是：此人但欺无妨。便在心里冷笑了。这时刘才清感觉到，这怎么也是个老乡，怎么也得维护一下其面子啊，日后免不了要求他照顾，此时顶着不干事小，得罪一个积委会成员事大，况且干些杂活倒也不累：
“啊？噢！刚刚背规范了，没听见，”他说着站起来，做弓背捶腰状：“哎呀真是老了。”
一看这时才有人起身，我感觉已经算是给王权力墩了个大沫子了，自己也该去干些新犯人所干的活了，便也起身。
胡玉强和王燕军也站起来。我们四人回监舍里拿出脸盆，王权力找来几块抹布，我们开始擦墙裙和楼梯扶手。其实这活不重，只是我心里委屈，不想干，不过干开了感觉也不错，每天干坐在小板凳上背规范，也难受。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责任在于王权力，是他没有在一开始就拿住我们。我想要我是王权力，就会在新犯人下队后第一天就把他们叫出来干杂活，并且是趾高气扬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让新犯人感到在他们下组以前，我叫他干什么，他们就应该干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要在一开始就在气势上压住他们。新犯人下了组，中队的勤务犯们就指使不动了。在二十三队优良传统下，勤务犯不敢随意支使生产组内的任何组员去干活：郝指导认为他们每天下坑劳动已经很累了，地面上这些杂活就得由勤务犯们自己动手。但是对没下组的新犯人，是可以叫出来干活的。要不他在第一天就叫我们干，要不就一直别叫我们干。所以我们刚下队的前几天经常见到王权力和逯剑中及另一个泡病号的三人在擦墙，王权力身为卫生委员也一样动手干活，他这种做法显示出的地位，已经让我和刘才清看漏了，所以才敢于抵制他一小会。
十 一
第十一条 节假日或工（课）余休息时间应当在允许范围内，从事健康有益的活动。
万事开关难。这道理王权力也知道，所以他磕磕碰碰开了个
